上期回放：

　　成人后的黄永玉会以一种格外冷静的语调，叙述发生在凤凰城的历史陈迹——在这一点上，他与表叔沈从文有着惊人的相似。

　　黄永玉这样说过：“我有时不免奇怪，一个人怎么会把故乡忘记呢？凭什么把她忘了呢？不怀念那些河流？那些山岗上的森林？那些长满羊齿植物覆盖着的水井？那些透过嫩绿树叶的雾中的阳光？你小时的游伴？唱过的歌？嫁在乡下的妹妹？未免太狠心了。故乡是祖国在观念和情感上最具体的表现。你是放在天上的风筝，线的另一端是牵系着心灵的故乡的一切影子。惟愿是因为风而不是你自己把这根线割断了啊！”当他用这种充满优美具象的语言来叩问别人时，心里那种浓浓乡情，便不可遏制地漫溢出来了。

　　黄永玉真正开始有机会常常陶醉于山水景色，是在10岁之前逃学的日子里。

　　父母在1927年大革命发生突变后逃出凤凰城，躲过了血雨腥风。危机之后，他们不再介入政治。夫妇俩重操旧业，分别担任两座小学的校长。父亲黄玉书任凤凰北门男子小学校长，母亲杨光蕙任登瀛街女子小学校长。对于那个时代的不少小知识分子来说，这恐怕是最好的选择。他们难以承受社会大动荡的碰撞与挤压，惟有寄身于教育，在以音乐、美术熏陶孩子的过程中，方能体现自我的价值，从而获取心灵的些许安慰。

　　当父母的生活转向而行之后，黄永玉也开始了自己的小学生涯。一个偶然的见闻，让他学会了逃学：一天，一个姓彭的同学坐在后面，李打了他。那个孩子就跑出去，边骂边跑。我想，这样做也可以吗，为什么不学他逃学呢？

　　我开始跑。骗家里说是放假。爸爸带去看不是，回家就打。于是，我就把书包放在土地堂——我们不叫庙。最长的时间半个月不回家。(1989年4月与李辉的谈话)

　　生活在有着美丽风景的地方，逃学成了他儿时最快乐的时候：

　　小学那个小孩子的时候充满了反抗，反抗的天地很宽，到处跑，好玩，到处唱戏。唱汉戏，唱各种各样的戏，过年、过节、什么花样都有，在那里做得很开心。身体不是很魁梧。但是从小的那种锻炼很经用。那个时候马很多，山上苗族女孩子放马，逃学就偷偷地跑到放马山上去，一跳跳到马背上，连个马鞍都没有，抓了马鬃就跑。女孩子就哭呀叫呀，看着把她的马骑跑了。有时候摔下来把腿摔脱臼了。上苗老汉那儿去，医它一个星期、四天、五天才回来。成天是这样的。这个玩意儿对我以后的影响恐怕是很大的。（1998年2月，在郑州越秀学术讲座上的演讲）

　　对后来成长为艺术家的黄永玉来说，逃学的快乐与收获，让他享用终生。

　　儿时的逃学，成了黄永玉亲近自然、浸染美丽、捕捉美感的开端。他常说，生活在凤凰这种有风景的乡村，才是孩子们的幸福所在。2007年7月，在香港举办的一次电视直播讲座中，一位听众请他谈谈凤凰的美丽。他风趣地回答。他说，他曾告诫在香港生活的儿子：“你应该对你的儿子好一点儿，不要打他。香港到处是楼房，是街道，小孩子一生气跑出去，什么也看不到。不像我小时候在凤凰，跑到哪里，哪里都是风景，都是美丽。”

　　此言甚是。

　　儿时的黄永玉以他的方式感悟着美丽。这美丽，不限于凤凰大自然的景色，更有由汉族、土家族、苗族三个民族的不同文化特点所构成的多样性民俗、民间艺术的无穷魅力：

　　少数民族庆典，我没有在别处看到过这样完整的。大傀儡戏，搭台，一个人演。清明挂坟。端午节有龙船，重阳登高，过年舞狮子。中秋节，衙门口的石狮子全城人都去摸。人病什么部位，就去摸那个部位。狮子有两个，一公一母，男女分开摸。春天上山采果子，放风筝；夏天下河洗澡，偷偷游泳，怕人叫，怕衣服被拿走，就埋在石头里面。早上放醒炮，开城门，黄昏放午炮，九点多钟放两响，关城门。

　　我凭什么可以做泥塑？就是边街上做木雕的、扎纸的影响了我。庙里塑造的那么多可以看。凤凰风景好，庙多，到处看，都是好风景。到外地也就不感到好奇了。（1989年4月与李辉的谈话）

　　下期预告：

　　漫画带给他一个新天地——“事实如此，我的‘美术事业’是从漫画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