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视角

　　俗文化是民间渴望感官自由的语言表达形式，也是对文化禁锢的巧妙破解。故此，它同时又是“混乱”的代名词。其它类型的文化，是对自由和混乱的纠正和限制，因此是秩序、禁锢、僵化的代名词。秩序和混乱、自由和禁锢、活跃和僵化，是文化发展史中的最基本矛盾。

　　信仰、教化、国家机器，都是解决矛盾的不同方式。信仰要一劳永逸解决问题。教化是一种缓慢的修正和柔性的禁锢。国家机器则显得急躁、粗暴和蛮不讲理。传统中国比较重教化，由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缺乏禁锢人性恶的最高尺度，于是便认定人性“善”的道德信条，并让一个“诗书琴骑射”、“仁义礼智信”样样堪称楷模的特殊阶层———士———来做示范，形成一种供民间百姓模仿的文化。所以，除了国家机器之外，它曾经有一种深厚的“文人文化”传统，也就是强调创造性的“雅”文化传统。比如先秦的智者文化，魏晋的狂士文化，唐宋的诗词文化，明代的绘画文化。此外还有“雅”的日常行为化所形成的文化：酒文化、茶文化、艺伎文化、园林文化、居室文化，等等。

　　由于历史记忆和传播的筛选，给人一种雅文化很强大，俗文化很弱小的错觉。其实，俗文化好比汪洋大海，雅文化好比海上的小岛。海水要将小岛淹没是轻而易举的事。从语言形式的角度看，俗文化生产不强调创新，而是强调习惯性重复和即兴的感官刺激，因此，它的传播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心理依据。雅文化的生产强调创新，并试图成为供人模仿的标本，因此它的生产成本很高；同时，它的接受也不可能是自发的，而是依赖教化的力量。所以，雅文化总是有一种要被俗文化淹没的焦虑。这种焦虑趋于极限，就出现文化革命的可能。

　　五四时期是古典“雅”文化的断裂时期，传统文化的“雅”连同文化传统的“恶”，一起被抛弃。新文化运动试图创造一种新型雅文化，100年过去了，效果并不显著，其中既有时间短的原因，也有文化创造力不足的原因。尽管有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的强势启蒙和下半叶官方文化的强行引导，新文化在民间接受度依然很低，新诗、话剧、现代舞没有市场；秧歌、相声、二人转依然火爆。

　　20世纪末以来，伴随电子传媒和网络文化的普及，出现了一个俗文化大解放的时代。今天文化的总体趋势是，俗文化和官文化越来越强劲，雅文化越来越孱弱。民间表达自由度的增大和感官欲望的嚣张，导致语言秩序的零散、语义所指的空洞、价值指向的混乱。

　　面对这种局面，首先是“雅”文化的焦虑，但它将主要精力用于表达和呈现焦虑，而没有创造一种具有抗衡力量的文化；与此同时，古典“雅文化”在当代变成一种程式化的模仿，一种徒具形式的恶俗趣味。其次是官文化的恼火，它将主要精力用于去火。官文化作为一种典型的权力文化，它经常以高雅的名义出击，既要打压俗文化，又要取代雅文化。问题在于，官文化不可能创造新的文化形式，有的只是权力欲望的同义反复，僵化而陈腐观念的絮叨。反复和絮叨，是俗文化形式的基本结构要素。因此官文化与俗文化之间，除了秩序诉求上的差异之外，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

　　俗文化试图冲破道德禁锢和秩序限制，在混乱中暂且偷生。官文化试图强化秩序，缩小俗文化的地盘。中国民间俗文化的价值内核，其实就是“福、禄、寿、喜”———死守已有的福分，攫取更多的俸禄，渴望活得更长久，制造喜庆的假象。我们在既有的主流媒介中感受到的也是这些东西。俗文化还有一种典型的行为特征，就是时空错乱，将私人空间的自由和感官解放带到了公共空间。官文化也是如此，将家庭兄弟关系带进办公室，将用于亲情的语言带进行政语言中，私欲与公义、善与恶、情与法的边界混乱不堪。

　　毫无疑问，“福、禄、寿、喜”的价值取向，强力而不是商谈的行为模式，边界混乱的思维逻辑，无法创造真正的新型文化。俗文化、雅文化、官文化的功能不同，不能彼此取代，更不能相互敌视。官文化越俎代庖，只能导致了俗文化的强烈反弹和雅文化的进一步退却。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俗文化不是强权可以消除的，雅文化也不是权力文化可以冒充的。这三者之间新的动态平衡关系，需要在理性、平和的心态下重新摸索和实验。

　　文化批评家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