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一名记者被警方追踪调查——千龙网记者阿良因为采写发表了针对山东瀚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批评报道，休假期间被山东莱阳警方调查。奇怪的是，被批评的企业未作公开表态，当地的宣传部门和警方却已出动，或要求网站撤稿，或向记者询问新闻消息来源。

　　被批评企业所在地的警方再次出现在媒体批评报道事件中，不能不引起关注。在此类事件中，公权力是否有越权行为？媒体是否应当保护信息来源？相关法规应当如何完善？媒体人又应该如何加强自律？记者就此采访了多位专家学者。

　　警方为什么亮相？

　　为什么近些年动用警方干预媒体批评报道的事件屡屡出现？华东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游伟教授分析，首先这与我国媒体舆论监督的加强有关，应该说这是一个进步；其次批评报道涉及企业利益，而这些企业往往又和地方政府的利益挂钩。与此同时，政法机关的人、财、物全由地方政府决定，这一来，这些部门执行全国统一法律法规的职责和自身体制性限制之间就形成了非常大的冲突。“因为政法机关的经费、人员编制、奖金等受控于地方政府，特别是公安机关直接受地方政府管辖，所以有时就会发生政府怎么说就怎么管。”

　　上海市记协副主席、上海市新闻学会会长丁法章提出，公权力理应执政为民，新闻工作者的舆论监督代表公众利益，应该更多地得到公权力的支持和维护。在千龙网的这一事件中，某些官员没有摆正公权力和舆论监督的关系。

　　应该保护新闻来源

　　媒体是否应当保护新闻来源和线索，是这起事件引出的新话题。新文汇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富敏荣指出，保护新闻来源和线索日益成为国内外新闻业界公认的一条基本伦理，并被公认为一项职业特权。他表示，稳定可靠的信息来源，是媒体舆论监督的必要条件。这些线人可能是以此谋生的职业线人，也可能是出于正义感而希望媒体发挥监督力量的普通公民。对这两类线索提供者，记者和媒体都有保护的职责，就像警方在破案后理应保护线人，不使其因公开身份而受到不法分子报复一样。

　　“能否做到这一点，不仅决定了新闻媒体是否具备足够的活力，更与公众的知情权息息相关。”富敏荣解释，如果媒体不能有效保护信息来源，不能使线索提供者免于受威胁的窘境，那么谁还愿意向媒体揭露真相？长此以往，记者的报道权和公众的知情权无疑都会受到损害，舆论监督的作用将难以发挥。

　　不过，富敏荣同时表示，这也有例外情况：“如果某些事实涉及重大的国家利益和重大的公共利益，那就必须经法庭决定才能披露，这是对媒体和记者滥用报道权的制衡。”

　　侮辱诽谤罪有关条款应完善

　　华东政法大学刑诉法副教授杨可中建议，对于此类案件最可能涉及的“侮辱诽谤罪”和“损害商业信誉罪”的具体条款规定应该修订。根据现行刑法第246条的规定，侮辱诽谤罪属于告诉才受理的自诉案件。但其第2款又规定，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属于公诉案件。但何为“严重危害……”？由于缺乏明确规界定，导致了有的地方政府公权力的滥用，从而造成侵犯公民或记者合法权益的情况发生。“所以应该细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内容，以使法律关于‘危害’的规定落到实处。”

　　媒体应当加强自律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李良荣认为，采访遇到阻力，说明媒体的影响力在扩大；记者能勇敢揭露黑幕，也是值得称道的。“不过，我们不要忘记，媒体这些年来也犯下许多错。从前些年的香蕉事件、广柑事件到最近的圣元奶粉事件，媒体人感觉到心痛吗？海南岛的香蕉损失5亿，农民欲哭无泪。还有广柑，那么多全烂了，谁赔？媒体在干预百姓生活的力度上越来越强，更必须警惕自身。”

　　本报实习生赵征南记者徐维欣

　　事件回放

　　阿良，原名文良成，男，1971年生，现任千龙网品牌中心总监。今年7月21日，千龙网刊发他与同事刘洪昌共同采写的题为《瀚霖生物：中国生物化工行业的又一大忽悠》的报道。此后，先是有相关媒体人员帮衬斡旋、穿针引线，再有企业所在地的莱阳市有关部门进京公关，直至当地警方追踪调查记者。

　　由于回老家休假，阿良躲过了来京调查的莱阳警察。“8月9日下午，一位声称莱阳警察的人给我打手机，希望我回京接受调查，或者他们飞到重庆来我老家找我，无论如何我必须接受调查；他们拒绝告知调查是何理由，但在交涉中我听到了‘受害企业’的说法。”在此同时，在北京，莱阳警方对刘洪昌进行了两次调查，时间长达数小时，调查主要针对三个问题：一是要记者说出新闻线索和来源，二是说新闻报道与他们的调查情况不符，对瀚霖生物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三是追问记者和媒体有没有收取钱款。

　　经过认真思考并与律师沟通后，阿良决定正常履行他的休假权利，并延长休假以保安全。他换了手机号，隐居在上海郊区，开始了“潜伏式休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