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

　　[香港岭南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危机与文明程度

　　劫持人质事件大致可以有四种解决方式：一是既保护人质安全又惩罚了劫持者；二是保护人质安全，对劫持者作出暂时让步（同意一些要求、价钱、安排交通工具等）；三是冒着人质受伤害的危险，制服乃至消灭劫持者；四是惩罚了劫持者，但人质死伤惨重。

　　四种方式中，一是各国均想要的结果，四是大家都想避免的局面。关键在于二与三的选择。马尼拉这次的经典反面教材，华人都批评菲国警方愚蠢低能（也的确是），但更重要可以借鉴的是当局的指导思想：政治管制究竟是以人道主义第一优先，还是以其他考虑（政府威信、政客与警方关系、军方士气、反贪程序、如何管制媒体等等）优先。这里显示的是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当然，任何政治家，都会同时有各方面的考虑，包括其私利。文明程度较高的制度，就是逼迫政治家把大多数人认为重要的事（饥荒、校舍、人命……）放在优先考虑，而不是相反。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是当局失策犯错，全世界都看见了，该国的媒体民众却不作声。不做声或因不敢抗议，或因麻木不在乎。后者更可怕。

　　忘了，理论上还有第五种结局：人质不死则伤，劫持者却安全脱逃。我不是在讲电影———如果菲律宾警方对巴士司机的怀疑确有依据的话，这不就是第五种结局吗？

　　李公明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继龙应台女士在国内著名学府作关于“中国梦”的演讲之后，不少国内媒体关注“士与中国梦”的话题。在我看来，所谓“梦”或“情怀”的真意，当以“价值判断”为其根本。当今学界大儒余英时先生的学术文章早已名重海内外，但是从某种角度上说，余先生的“中国情怀”中对精神价值观念的坚执、绝不曲学阿世的气节，其对当今士林的精神激励和人格感染比其学术贡献更显可贵及重要。

　　余先生的《“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谈我的“中国情怀”》是早已风行海内外的名篇。他首先澄清的是“中国人”的概念对他而言就是文化认同的概念，继而申述自己不能忘情于故国，却发而为“于己无益而又极讨人厌的废话”，其根本情怀就是周亮工《因树屋书影》记载其朋友所言的那段佛经上的故事：鹦鹉见山中大火，于是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说你虽有志意，但能起什么作用呢？鹦鹉回答说，“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余先生说，这几个字可以说明他在这方面的“中国情怀”！

　　是啊，鹦鹉犹如此，人何以堪？不管能起什么作用，“不忍见”就是一种内疚和担当的道德情怀。所谓的“中国情怀”，当以此为界，人妖分殊。当年“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周树人，想来也是“不忍见耳”。

　　肖复兴

　　[北京作家]

　　沉埋的历史

　　读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得知一则旧闻：一个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而后参加空军的年轻人，叫沈崇海，1937年8·13对日作战时，他驾驶的飞机被日军击中，他便驾着飞机直冲下去，撞沉一艘日本旗舰，视死而归，殉国时年仅27岁。这艘日本旗舰的名字叫做“出云”号。

　　引起我感慨的是，在北京东三环路靠近长虹桥的一家日本料理餐馆的名字，也叫做“出云”。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巧合。“出云”，是一个很日本化的名字。重名的现象，在历史与现实中，在各个国家，都会经常发生。我只是想，这家日本料理餐馆，如果知道这则1937年的旧闻，面对这段沉埋73年的历史，还会把自己餐馆的名字叫做“出云”吗？

　　如果历史不被遗忘，历史便会永远活着，如一株树，即使沉埋得时间再久，树会变成煤层，也是能够燃烧的，起码可以灼烫我们麻木的神经。同样的“出云”，时间的淘洗，从旗舰变为了餐馆，并不就是战争与和平演变的象征写意，它只证明了世事沧桑的时过境迁之中，人们眼里看到的东西已经大不一样。当年鲜血淌满的地方，如今盛开鲜花，对应物发生了变化，“出云”的意思乃至意义发生了变化，便不再是大惊小怪的事情了。

　　陈歆耕

　　[上海《文学报》总编辑]

　　时无“大儒”，使竖子成名

　　出版商本来在麦家新书《风语》腰封上写的推介语是“2010年华语文学期待已久的大师级作品”、“中国文坛的巅峰巨制”，麦家先生认为“吆喝”得太离谱了，他自己动手改掉了这些“泡泡糖”式的广告用语。

　　难得有如此清醒的作家。但在中国文坛，自以为已经处在“巅峰”级别的作家，恐怕为数不少。德国汉学家顾彬固然有不少谬言，但他有一句话可谓一针见血：中国作家自我感觉过于良好……

　　中国作家的“夜郎”心态，是被评论家长期的“迷魂汤”所“浇灌”出来的。有些所谓“一线”作家，只要一有作品出来，马上便是一片叫好之声。尽管有些评论家私下里“摇头”，但在公众场合或形诸文字，他还是鸡啄米似的“点头”。

　　由于当今媒体数量多且传播快捷，要在一夜之间把一个口香糖吹成一个大气球并非难事。因此在中国文坛可列入“著名”者有长长一串名单，可“名家”并不等于“大家”。“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当下，像钱锺书那样博览群书、过目不忘，且精通英、法、德、意、西班牙等诸多外文，像陈寅恪那样晚年失明，仍能仅凭记忆就知道某条史料在某书第几页的“大儒”还有否？

　　明白了自己名气虽然很大，但充其量也不过是这个时代“合唱演员”中的一个，庶几或许还可能会有所长进。

　　蒋方舟

　　[北京清华大学学生]

　　手艺人被国企分配

　　大家都在讨论一个新闻，说是陕西的高三学生孙见坤，参加复旦大学“博雅杯”知识竞赛，国学功底好，被8位复旦教授看上，想特招。结果他高考离一本线差了6分，被陕西省招办投档到山西大学法学院。

　　当年，我也参加过“博雅杯”的知识竞赛，征了文，面了试。得了二等奖，奖了1500元钱，还得到保证说高考只要过了一本线，就能被复旦大学录取。但是，我最后没有去上复旦大学，倒不是因为挑肥拣瘦，而是真诚觉得技不如人又志不在此，揽不下这活儿。参加这个“博雅杯”的学生，按约定只能录到文史哲的专业，面试的时候，教授的提问也集中在国学和史料上。我只读过笔记小说，而且纯属三俗趣味，知道自己绝对不是教授搜寻的“传人”级弟子。

　　其实，当时参加面试的大部分学生跟我一个心态。去参加面试时心里只想着：“这是复旦耶！复旦耶！”不分青红皂白上了再说，先在文史哲系熬一年再转去经管金融这些能赚钱的热门系。我听到家长小心翼翼地问复旦组织招生的老师：“我们孩子考上了，能不能转系啊？”

　　所以我更能理解复旦教授找到孙见坤的惊喜，国学其实更像个手艺活，稀有精细、讲技术讲师传，贵在惺惺相惜。可是大学录取却是粗糙粗暴的，像是国企分配工作，按劳分配，随机拨拉。手艺人被国企分配了，于师傅于弟子，这都是最悲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