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乃玲/图 来源：红网)

　　8月28日，四名采访伊春空难记者连遭强行关押。其中，《华商晨报》记者王瞬天和《法制晚报》记者王南是在殡仪馆警戒线外被抓，而《第一财经周刊》一名男记者和北京《法制晚报》一名女记者是在殡仪馆内被扣押。在其他媒体记者的强烈请愿下，两小时后被扣记者才被释放。随后，宣传部门和警方就此事公开道歉，宣传部门称这是一场“误会”，公安局长自称是个“粗人”。

　　至此，这事终于以“误会”收场，记者重获自由。其实，我们可以想见，要是没有十余家新闻媒体记者在门口高举“警察不能随便抓记者！”的牌子，进行请愿抗议，把事情闹大，被扣押记者何时方能被释放，还真是一大疑问。毕竟，在抓捕过程中，警察在得知记者身份后，就丝毫没有掩饰，脱口而出：“抓的就是记者！”由此可见，警察的打击对象是明晰的、确定无疑的。当然，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敢这么做，可想而知肯定是“上司有令”。

　　如果单纯地来看待这件事，有关部门的“误会”和公安局长的“粗人”道歉，也许也可以勉强地说得过去。但是，一旦联想到近年来，频频爆出公安机关“抓捕记者”的丑闻，有的甚至还是“跨省追捕”，特别是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被网上通缉事件，再来看有关部门的不痛不痒的道歉，就显得无关宏旨、虚仁假意了。这样的道歉，不过是有关部门推卸责任的一贯做法。

　　发生这种事后，警察的粗暴作为往往很容易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因而，需要注意的是，往更深一层看，在这一过程中，警察其实既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他们不过是权力的工具，“幕后凶手”往往是地方政府。也就是说，一旦发生矿难、空难等惨剧，警察不过是奉地方政府之命，执行封口之任务罢了。由此，地方政府其实更应该受到公众的谴责。

　　那么，我们倒是想问问，惨剧发生以后，一些地方政府首先想到的是动用各种权力，千方百计对媒体记者进行“封口”，他们究竟怕什么？我们知道，公众对事件真相具有知情权，真相是舆论监督的重要基础。而作为舆论监督代表的记者，本身就拥有法定的采访权，事实真相往往是由他们传达给公众的。有关部门玩尽各种花招，躲避、刁难，甚至扣押、通缉记者，他们究竟怕什么？在笔者看来，他们不过是怕事实真相被记者曝光在众目睽睽之下罢了。

　　地方政府为何怕真相大白于天下？我以为，还是报喜不报忧的行政思维使然。不难想象，一个地方不幸发生了灾难，作为该地方的管理者——地方政府，肯定面临很大的舆论压力。即便导致这种灾难的发生的主要责任，不属于政府部门，地方政府还是很不愿意真相被过多报道，细节被过多公布，理由很简单，这么做多多少少都会影响政府形象和绩效啊。在这种行政思维作用下，就很容易发生记者被封口、扣押的恶劣事件。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表明“风平浪静”，甚至不惜败坏记者名誉，动用了“假记者”上阵。

　　我们也看到，同是8月28日这一天，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依法行政会议上就强调，政府必须严格依法行政，不断推进政府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他同时强调，要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直接监督政府的权利，支持新闻媒体对违法或者不当行政行为进行曝光。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伊春地方政府和警方却对中央会议精神置若罔闻，毫不领会总理的讲话，我行我素地制造了扣押记者的丑闻。笔者以为，这种散漫的行政作风，是该纠正纠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