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记者 姚伟 通讯员 薛海涛 文图

　　北朱村西有一条小河，是条季节性河流，平时没水，汛期则水势滔滔，汹涌奔流。张墓就坐落在河西一片高地上。

　　墓地面积很大，是北朱村张氏的老祖坟，有几百座明清古墓。张墓位于最北边，墓冢很大，呈圆形，青石围砌，高约4米，上面草色青青。

　　张与焦作曾有一段缘分。明洪武二十八年春天，时任工部右侍郎的张到怀庆府（今焦作）督察河务，为丹河幽深秀丽的风光所沉醉，即兴赋诗：“寂寞春山上，同人欠跻攀。云深千障隐，风定一泓寒。仆面林花舞，循崖鸟独盘。自怜幽兴极，欲去屡蹒跚。”太行千嶂、清幽流水和扑面林花，营造出宁静、幽深、生机洋溢的画面，令诗人恋恋不舍。他的家人逃难到此，或许与他这次焦作之行不无关系，而墓冢落于此地，大约也是张心中所愿。

　　不过这座墓可能只是骨灰墓或衣冠冢。张死后，原本安葬于南京附近，《明史·张传》记载：“初，被杀，丧得还。靖难后，出尸焚之。”说明燕王杀死张后，还让其家人把遗体运回南京安葬，而燕王攻占南京，大杀建文忠臣泄愤时，曾挖出张尸体焚烧。张家人可能在逃跑前，冒险取回了骨灰，又或许根本没机会取回骨灰就仓皇逃难，不管如何，他们选择北朱村定居后，尽管隐身埋名，不敢泄露行藏，却也为张建起了墓冢，四季祭祀，至今600余年墓冢保存完好，可以说，这是张氏家族不屈性格的延续。

　　谈到“靖难之役”后张家人的行踪，只能用一连串的“或许”。行踪不清楚的，不仅是张家人，而是一个群体：建文帝及其忠臣。这个人群逃匿隐身，构成巨大的历史谜团。当时百姓故主之思很强烈，怀念忠义，兼以好奇，关于这一群体行踪的神秘传说，在明代十分流行。

　　建文忠臣隐匿之痛

　　自永乐称帝一直到明朝中后期，关于建文帝及其忠臣的故事，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著名的故事有“河西佣”、“补锅匠”、“云门僧”、“若耶溪僧”、“玉山樵者”，等等，这些传说多次被辑录成书，最早的一部叫《忠贤奇秘录》，其中有些故事甚至被收入了明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故事是民意的表达，对于因忠贞而遭遇严酷迫害，被迫亡命天涯的建文忠臣，民众有着深切的同情。

　　“河西佣，不知何许人。建文四年冬，披葛衣行乞金城市中。已，至河西为佣于庄浪鲁氏，取直买羊裘，而以故葛衣覆其上，破缕缕不肯弃。力作倦，辄自吟哦，或夜闻其哭声。久之，有京朝官至，识佣，欲与语，走南山避之，或问京朝官：‘佣何人？’官亦不答。在庄浪数年，病且死，呼主人属曰：‘我死勿殓，西北风起，火我。勿埋我骨。’鲁家从其言。”

　　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建文四年冬，也就是燕王攻占南京半年后，“葛衣”，城破时穿的夏天衣服，这些都暗示此人是从京城逃出来的。即使穿上羊裘，也要将葛衣“覆其上”，“破缕缕不肯弃”，是忠贞和不屈的表现。 “西北风起，火我”，是希望魂归东南，而“勿埋我骨”，则是坚信将有骸骨还乡之日，清楚地表达了当时的“民意”。

　　张昺后代定居焦作北朱村的过程，没有留下记载。想必当年张昺的家人，也如那位“河西佣”，隐藏了自己的身份。嘉靖三十七年，靖难之役后150多年，北朱村张氏修家谱时，前两代移民的名字已弄不清楚，第三代也只有张昺的曾孙张琏名字事迹清楚，被立为一世祖。张琏（公元1447年—1539年）曾任山东邹县、安丘儒学训导，并曾代理安丘知县。能在孔孟之乡担任教育长官，应该是博学多才之士，想必张琏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

　　其他建文忠臣后裔的情况差不多。学者蒋金星在研究《清代硃卷集成》时，发现了谢贵后裔的资料。清代新中进士、举人，将自己的试卷刻印分给亲友，称为硃卷，上面一般有考生履历，写其家族史，相当于家族简谱。浙江湖州府归安县光绪庚辰科王兰的会试硃卷，其履历记载：“始祖，谢忠烈公，讳贵，字青萍。明建文时为都指挥使，受密命至燕，遇害，事迹附载《明史·张昺传》……二世祖公权，青萍公季子，永乐初夷族令，严公赘于王氏，遂袭其姓。”

　　谢贵是当年张昺的搭档，两人同时不屈而死，为了逃过永乐大帝朱棣的“夷族令”，他们的后人各自隐匿。与张氏后裔相比，谢贵后裔各代名讳清楚，但被迫改了姓；两人的后裔开始都隐居不仕，张姓第三代，谢家第六代，才有人出仕，并且官职都是儒学训导。

　　从记者掌握的资料看，靖难之役之后七八十年，北朱村张家始有人出仕，150多年，始重立家谱，二百来年，方为张昺建祠祭祀。这个时间表，与明朝政治环境的变迁基本相合。

　　数代皇帝为永乐补过

　　建文忠臣的故事，朝廷不可能不知道，对于其中隐含的民意，皇帝必有“芒刺在背”之感。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永乐帝在北征回师途中驾崩，他的儿子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仁宗即位后，立即赦免“靖难之变”中死难诸臣的家属，遣戍者大都放还，凡“建文中‘奸臣’家属初发教坊、锦衣卫、浣衣面习匠、功臣家奴，今有存在，并宥为民，给还田土”。从这件事看，朱高炽善于为父补过，不愧“仁宗”的庙号。不过，他所做的，只是“赦免”，只是宽大处理，建文帝的忠臣，仍被称为“奸臣”。

　　到朱高炽孙子明英宗时期，“政策”进一步宽松，这或许与英宗的个人经历有关。放眼中国数千年历史，明英宗的经历都堪称奇特：他曾为蒙古骑兵俘虏，曾被弟弟软禁，先后两次登上皇帝宝座。

　　明英宗即位后，明朝与蒙古瓦剌部又爆发冲突，当时英宗年少浮躁，在亲信太监王振的撺掇下，仓促决定亲征。王振对行军打仗狗屁不通，英宗却对他言听计从，导致“土木堡之变”，明军全军覆没，英宗本人也被瓦剌人俘虏。

　　瓦剌太师也先认为“奇货可居”，想利用英宗大做文章，明朝大臣拥立英宗弟弟朱祁钰为帝，年号景泰，是为明代宗。明军在兵部尚书于谦的率领下，多次击败瓦剌军。随后明朝采取经济制裁手段，迫使也先放回英宗。

　　英宗回到北京，被尊为太上皇，却被软禁起来，并没有受到应有的礼遇。他的住处南宫大门上锁并灌铅，加派锦衣卫把守，食物从一个小洞递进来。仅就这点食物，还常被克扣，英宗时常吃不饱肚子，他的皇后不得不做一些女红，设法变卖了换些食物。为了便于监视，代宗还让人把南宫内的树木全部伐光。在饥饿和惊恐中，英宗过了7年的软禁生活。

　　景泰八年，代宗病重，两位大臣乘机迎英宗复位，使他颇具戏剧性地再次成为皇帝。

　　经历土木堡之变和7年的软禁生活，英宗性情大变，不再轻狂昏庸，他重用李贤、王翱等贤臣，勤政公允，颇有作为。

　　建文帝的小儿子朱文圭从两岁就被软禁，到这时已经55年，英宗决定将他释放。可怜朱文圭从小没有接触过高墙之外的人世，57岁了，连猪狗都不认识，形同白痴，真是惨不可言。

　　不过朱文圭被释放很有象征意义，政治环境从此大为宽松，建文帝忠臣的后裔，可以大大地舒口气了。张昺曾孙张琏，大约就是在这种政治氛围中出仕为官的。

　　按照北朱村张氏族谱记载，英宗“嘉其（指张昺）刚直强悍，威武不屈，堪为表率，赠兵部尚书，褒其忠义节烈，至大至刚，谥‘忠烈’”，并且“嘉公之忠，发帑建祠，春秋致祭，颁为定典”。

　　万历年间，明神宗则对建文帝忠臣有了更多的礼遇，“（1573年）万历元年，诏赦天下，祀建文朝尽节诸臣，于乡有苗裔者恤录”。这相当于正式为建文帝忠臣平反，并且给他们的后裔一定的补偿。

　　数百年崇敬之情不变

　　北朱村张昺祠始建于万历年间。最初建祠的人定了一个大框架，只建起最前面的照壁和最后面的大殿，立下了规矩，令子孙后代将祠堂建好。

　　北朱村一带土肥水美，地下煤炭储藏丰富，自古开采煤矿；村西那条季节河里，每年的洪水裹挟来太行山的石头，拿煤一烧，就成了石灰。张昺的后人种田，开煤窑，烧石灰，生活一向比较安乐富足。祠堂设计者规定了续建祠堂的资金来源，使张昺祠、张昺墓数百年持续得到兴建和维修，至今仍保持相当的规模。

　　张昺祠兴建的全过程，如今已无法确知，但祠堂里现存的光绪三十三年《重修祠堂碑记》，尚可管窥一二。“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前之人创一法，议一规，以垂统于后，后之人果能恪守弗替，是即为孝子慈孙，而为阖族所钦佩。我张氏有地主大煤入于祠堂旧规，此族人所以藉展孝思者。”

　　所谓“地主大煤”，是旧时开办煤窑或因地下采煤影响地面生产给予的赔偿费。《碑记》还记述了族人遵守“旧章”，将“开煤矿抽大煤”如数缴于祠堂的事迹，以及全族出力，整修祠堂的经过。

　　从这个《碑记》推测，大约在万历年间始建祠堂时，族中长者就定了募资修建祠堂的规矩，这个规矩坚守了300年、十多代人。而修建祠堂的过程，无疑一次次强化张昺在北朱村人心目中的地位，其人其行，成为一代代后裔的精神图腾。

　　如今每逢年节，北朱村张氏都会在祠堂和墓地祭祀张昺，他们还建了一个网站，传扬祖先忠贞美德。

　　据家谱记载，张昺有五个儿子，落户北朱村的是他的次子，其长子落户南朱村，还有儿子当时逃回了山西泽州老家。如今南朱村和山西泽州高都镇岭上村等地，都建有张昺祠，北朱村张氏与南朱村和山西岭上村张氏来往密切，每年正月初十，或者山西人来河南，或者河南人去山西，两地后裔共同祭祀他们的祖先张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