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徐瑞哲

　　这个暑假，孩子们除了去世博看馆，也去参观各式各样的科普馆、博物馆。然而和带有营利性质的科普场馆相比，出自大学院所的博物展馆虽也处于参观旺季，却是不温不火、甚至冷冷清清。作为“学院派”的科普教育场馆，如何填补温差——他山之石，可资借鉴。

　　客流遭遇“冰火两重天”

　　徐汇区枫林路上有个上海昆虫博物馆，隶属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而在东方明珠塔下，有一家上海大自然野生昆虫馆，由企业投资、建设和运营。

　　两个馆主题相近，都是“全国科普教育基地”。论历史，昆虫博物馆前身为1868年法国人筹建的上海震旦博物馆昆虫部，至上世纪30年代，其所藏中国动植物标本为远东第一，被誉为“亚洲大英博物馆”；野生昆虫馆也有近10年馆史，系国内首家以活体昆虫与两栖爬行动物为主的科普展示馆。论展品，昆虫博物馆现收藏全国各地昆虫标本100多万件，数量居国内三甲；野生昆虫馆则展示了300余种、数万件生物活体与标本，天上、地下、水里的都有。

　　两馆因性质不同，无论成人票价与青少年票价，差距都在3倍以上，但人气高低与票价高低却成反比。昆虫博物馆最低票价10元，这个暑假受世博因素拉动，日均参观人数为150人至200人，比往年暑假多出30％左右，这在沪上各院校科普教育场馆中已是客流大户。但相比最低票价30元、每日客流上千的野生昆虫馆，昆虫博物馆还是显得有点“凉”。

　　另一对同以海洋为主题的院校与商业科普展馆——杨浦区的上海海洋大学博物馆和浦东新区的上海海洋水族馆，“温度”更是有冰火之别。前者暑假客流量为千把人，日均游客数为十几到几十人；后者年均接待游客超过百万人次，寒暑假及节假日每天多达数千人次。

　　好资源还需好包装

　　可以说，院校科普场馆和商业科普场馆间客流量的差异，并非展览内容差异的真实反映。院校科普场馆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宝贵财富，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也不乏吸引普通大众的资本。

　　如上海海洋大学博物馆，在校内俗称 “鲸馆”，陈列着抹香鲸外形标本、骨骼标本各一具，体长达18．4米，为国内最大；还有“海中大熊猫”之称的中华白海豚标本，长达3.3米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鲟标本，以及世界上6种主要海龟之一的东海红海龟标本。据介绍，其拥有的鱼类标本占我国鱼类标本总种数的2／3，并有各种千奇百怪的贝类和珊瑚200余种。

　　除了展品“硬件”外，院校科普场馆在“软件”上也有自身优势。以昆虫博物馆为例，馆长殷海生本就是科研人员，据他介绍，馆内配备了免费的自动导览器，能在2小时的参观过程中向观众介绍各项展品的知识点，兼备趣味性与专业性。而这些导览文本，都是上海植生所专业人士精心编制的，根据观众的科普需求，做了三四遍修改。

　　拥有了好资源，还需要进一步包装，挖掘其潜在的价值空间。由于院校科普场馆始终本着公益性目的，几乎没有进行过任何商业化包装，一些“镇馆之宝”在专业圈子之外的公众知名度并不高。对比营利性科普场馆，院校科普场馆还缺少不少推广要素，比如最基本的广告宣传，甚至相当部分“学院派”场馆只有一个在院所网站中“夹带”的页面或链接，没有独立自建的网站。受此影响，院校科普场馆的主要客源还是邻近社区的中小学学生团体，少有慕名而来、远道而来的散客，并不像营利性科普场所那样有一套成熟高效的业务流程，能抓住本地、外地甚至海外的客源市场。

　　坚持公益与服务外包不矛盾

　　有识之士认为，院校科普场馆若想要进一步盘活资源，发挥出更大的社会效益，还需借助一定的商业开发模式。事实上，这类科普场馆可以尝试采用“购买服务”方式，以公共资金委托营利性科普场馆的专业团队参与管理和运营；同时依托公共资金的补贴，依然坚持对公众实行低票价政策。这种“服务外包”顺应市场需求，应对业内竞争，也符合公益性。

　　走出这一步的关键在于，敢于转变观念，突破体制机制。业内人士认为，相比于院校科普场馆，市场化、企业化运作的科普场馆其实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完全没有财政拨款，全部实行自负盈亏。多年来他们积累了不少市场经验和人脉关系，也愿意尝试组织经营团队，为院校科普场馆输出服务，携手共进。

　　与此同时，院校科普场馆也应不断思变，想办法走出“深宅大院”。上海海洋大学博物馆常务副馆长宁波透露，基于海洋大学主体已迁至临港新城，那里即将建起中国航海博物馆，加之周边的观海嘴湿地等自然条件，形成了海洋文化的集聚地。馆方有意与旅游部门共同策划，加以资源整合，在当地开展以海洋为主题的科普旅游，达到多方共赢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