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国人的眼光看，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华人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圈中可能还很难成大事，但33岁的韦鸣恩（纳特·魏）是个例外，他是当下英国最耀眼的华人“政治明星”。从牛津大学耶稣学院毕业后，韦鸣恩曾创立了多个以教育、医疗为主要内容的慈善机构。这种致力于社会公共服务的精神受到了英国主流社会的认可，英国皇室还册封他为终身贵族。3个月多前的英国大选，8位参选的华人议员候选人“全军覆没”，但韦鸣恩却因他的“大社会”理念受到英国新政府的青睐，成为首相卡梅伦的重要智囊，担任政府“大社会计划”的高级顾问。近日，韦鸣恩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表示，政府包揽所有的社会责任，反而是不负责任的，他希望个人，特别是青年人贡献出更多的智慧，改善社会现状。

　　环球时报：今年6月，你被英国皇室册封为终身贵族，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三位获封贵族的华人。贵族身份带给你的实际变化是什么？

　　韦鸣恩：我觉得就像是结婚一样（大笑），我换了房子，换了工作，也换了角色。最大的变化是我要更多地亮相，要习惯无论我做什么、说什么都会有他人的议论。在政府工作，与我以前作为一个社会事务活动人士做事的方式有区别。我必须用大家都认可的方式去推动一些进程，要用更长远的眼光看问题。未来3年，我希望帮助我们的社会做一些改革。但还有一些事情要用5年，或者至少要30年才能完成，需要更多时间和精力。这正是我准备面对的，可能也是必须面对的。

　　环球时报：英国人称你为“大社会先生”，能否简要地介绍一下你的构想？

　　韦鸣恩：“大社会”是我们在英国推行的将政府与民众融合在一起的社会计划，主要指———在许多时候，人们不能仅依靠政府来解决身边的问题。政府固然重要，但很多时候个人也可以操办许多事情。这就涉及到向个人转移社会责任的问题，即让渡权力和授权于民的过程，个人也将因此拥有越来越多的掌控力。事实上，有许多社会政策都需要个人参与，比如健康、教育等方面。在这个进程中，社会可看成是一个慈善组织。过去，政府是公共资源的唯一提供者，未来，我们将请个人贡献出更多的智慧，帮助改善社会现状。我想，这样的“大社会”理念将有助于英国社会的改变，影响到每位公民，特别是他们参与地方治理的态度。我们因此才能创造出社会共同体的精神，融洽邻里关系，而不是“各自为政”。

　　环球时报：有人可能会认为，“大社会”项目有政府推卸管理社会责任之嫌，你怎么看？

　　韦鸣恩：这依然是一个政府角色的问题。政府尽多少责任，这里有一个平衡的问题。我并不是说政府不尽任何责任了，而且很明显，当前英国政府想为民众尽义务。但我想说的是，政府如果包揽了所有的社会责任，比如，你该说什么，该怎么花钱，该给孩子们做点什么，等等，那反而是不负责任的。那样做目的可能是好的，但会非常官僚，成本也很昂贵。最明智的选择是，政府与公众要有共同的责任。以治理犯罪为例，通常最重要的是政府提供警察机构，但另一种是强大的社区反应机制。比如，推动邻里关系，相互照看。当然，政府推动这点并不容易。你不能强迫邻居互相照看，但最起码大家要知道彼此的名字，这是政府的责任吗？可能不是，但我们正在推动政府与公众共同承担这个责任。

　　环球时报：金融危机以来，高失业率和经济衰退对英国民众的心理有所影响，你认为这些消极因素对推动“大社会计划”有什么影响吗？

　　韦鸣恩：负责任地说，我们必须面对许多很难决断和推动的东西。然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创新和新点子都来自于困难时期，比如在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期间就有许多社会创新和慈善计划。人们在困难期努力创新，因为没有足够多的资源与预算，不得不去创新。

　　过去，政府有足够的预算资助任何单项的需求，但你不知道这种资助是否能够持久，是否会有足够的资金。举例说，现在该人们储蓄了，不能老是花钱，但你可以花时间，比如，你帮我做饭，我可以帮你照顾小孩。这不需要许多钱，或什么高深的技术，却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这就是社会发挥的慈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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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时报：有人说现在的英国青少年是“迷失的一代”，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在降低。而你的“大社会项目”似乎对年轻人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你认为他们参与社会管理有哪些优势与劣势？

　　韦鸣恩：“大社会”有着非常宽泛的政策范畴，而不是只针对某个特定人群，但我们有一个叫“国家公民”的特殊计划，专门针对年轻人，让那些16岁就离开学校的人有某种类似非军事化服务的感觉。我们将富二代与穷二代、宗教背景不同的人混居在一起，让他们一起参与社区工作两个月。有时，他们会认为，政府应该“收拾残局”，为什么要我来负责任。其实有许多可以让年轻人来做的事情。我们常说，年轻人不愿负责任，那是因为我们不相信他们负得起责任。假如我们以某种安全和可控的方式给他们机会，他们将会勇敢地迎接自己的挑战。换个角度想，比如，在校年轻人想成为明星或运动员，因为他们经常感受到那些人成功后的楷模作用。假如他们想去运动或搞音乐，他们就能从中获益，并有很强烈的主动性。所以我们就要想方设法在社会治理领域也找到他们自己感兴趣的地方，让他们负起责任来。

　　环球时报：你2002年成立了一家名为“教育第一”的培训机构，旨在鼓励青年人投身社会，特别是到偏远地区或社区从事教育工作。8年下来，成效如何？

　　韦鸣恩：“教育第一”努力在做的一件事是，我们希望推动年轻人去一些人们不愿接受教育的乡镇教书，鼓励他们教育优先，尤其对那些认为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人来说，这个项目更加重要。这个项目正在国际化，这是很令人兴奋的事情。

　　环球时报：很多报道关注你的华裔身份。你怎么看华人参政问题？

　　韦鸣恩：华人第二代、第三代都有许多优秀的专业人士，如医生、律师，他们融入到了英国文化中。但也有许多华人生活拮据，他们工作努力，但不一定能得到理想的收入。我非常关注在英国的华人社区。因为在英国社会，华人是第三大族裔，但可能还不能完全与亚洲有些族裔媲美，所以我们要鼓励华人参与政治、社会事务还有其他事情。有时，海外华人太专注于自我，而不是融入当地社会，这就会涉及到许多社会角色问题。

　　环球时报：你常来中国吗？你在教育、医疗、人事招募和政策策划等方面有不少经验，你认为，英国哪些与民众生活有关的社会措施适合中国借鉴？

　　韦鸣恩：我父母的祖籍是离香港不远的珠海。不过，除了去过上海和经常去香港外，中国其他地方我还没去过。

　　我认为，当更多的人进入城市后，社会服务会被其他许多事情掩盖，而“大社会计划”可以发挥人们的主动性，让城市居民从相互合作中得到好处。尤其像中国这样工业化进程非常迅猛的国家，更应如此。我想，这对生活在乡村里的人也有益处，可以帮助他们更多地投入到公共事务中。这种途径可能会帮助中国人提升想象力和社会活力。▲（本报驻英国特约记者 李莉 本报记者 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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