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特点表明，中日经济对话也就成了维系中日谋求合作、化解分歧的一个“基础平台”。

　　8月28日，在中国第二季度GDP“超日”、中国增持日本国债等微妙背景之下，中日高层在北京举行的第三次经济对话备受关注。这是一次定调中日在“后危机时代”经贸关系的“经济对话”，更是一次全面把脉中日全方位关系的“战略对话”。

　　从时机上看，这是中日两国在“后危机时代”重新定位经贸合作、开拓新合作空间的一个新起点。

　　在“后危机时代”，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两国面临的共同课题。进入2010年以来，中日经济关系出现了两大变化：一是中国第二季度GDP“超日”，跻身GDP“世界第二”；二是上半年中国大幅增持日本国债，中国从日本的债务国一跃成为债权国。由于两国经济地位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次对话则是对各自“新身份”认可与磨合的开始，多少表明过去中日经贸关系的格局会出现一些变化。比如，日本对华资金援助、日本在华的投资、中日的技术优势等议题都在发生一些改变，需要中日梳理这些微妙的变化，探讨与开拓两国经济新的合作空间。

　　从规格上看，“中日经济对话”作为两国间最高级别的经济合作机制，呈现“级别高、规模大、影响深”的特点。

　　这次经济对话，日本代表团由外相冈田克也等6名核心内阁大臣和3名副大臣率队，总人数达到120人——无论是规模还是人数都是最多的一次；中国出席对话的官员则包括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商务部部长和财政部部长等。很显然，这次经济对话不仅延续了过去“规格高”的特点，还出现了“阵容更豪华”的新趋势。中日3次经济对话的举行表明，两国都对“中日经济对话”机制愈加重视，类似对话摆脱了日本政坛频繁动荡、中日历史问题等政治因素的冲击，表明“中日经济对话”机制日趋常态化、稳固化。

　　从议题上看，这次对话超越了单纯的经贸议题，呈现出“议题更广泛”的新趋势，多少承担了把脉中日关系全方位发展的新使命。

　　从中日媒体披露的议题看，其内容不仅包括经贸、环保、资源等经济问题，甚至还包括了军事议题、海洋争端等政治议题。早在8月25日，日本外相冈田克也就透露，稀土议题是这次中日对话的重要议题之一。也有日本媒体披露，中日两国外长将会就海洋权益等问题举行会谈。很显然，与中日之间的经济议题相比，中日之间的军事交流、海洋争端、战略资源等议题相对敏感，更需要通过对话寻求共识。正因为这个平台的重要性，所以事实上它着眼的不光是经济议题本身，也在把脉中日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长远走势，为未来两国关系的平稳发展创造新的对话机制。

　　多年来，描述中日关系呈现“政冷经热”的特点表明，中日经济关系相对政治关系而言更为稳定，中日经济对话也就成了维系中日谋求合作、化解分歧的一个“基础平台”。在笔者看来，由于中日经贸合作对两国经济发展、亚太稳定乃至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性，中日之间的“经济对话”意味着两国关系全方位对话平台的机制化，将是两国关系对话步入“成熟期”的重要标志。（毛玉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