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修正案草案(下称草案)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草案规定“代表应当严格区分从事个人职业活动与执行代表职务，不得利用执行代表职务干涉具体司法案件或者招标投标等经济活动，不得利用执行代表职务谋取个人利益”。

　　实际上，该项“禁令”是“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的具体化规定。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利益冲突是产生腐败的重要根源，防止利益冲突对国家公权力运行过程中程序正义的作用非常重大。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

　　人大代表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依法行使各项职权。代表法修正案草案规定不得利用执行代表职务谋取个人利益——设置这项“禁令”，着力于防止利益冲突，不仅是对代表正确履职程序的完善，也是人大代表履行好各项义务的有力保障，无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积极的导向作用。但倘若没有配套措施跟进，很难达到令行禁止。

　　配套措施之一，需要加大违“令”成本，以预防极少数人大代表利用执行代表职务牟利，确保权力在健康轨道上运行。可以想见，如果有极少数人大代表违反规定，却毫发无损，难免会使更多的人不把“禁令”当回事。而具体的“违令成本”该如何体现，需对“禁令”作出细致的制度安排，制定可行性操作方案，形成行之有效的问责机制。

　　配套措施之二，强化对违反禁令的监督。除了广泛接受选民监督、媒体监督和司法监督之外，从长效、实效出发，人大有必要确定专门机构，负责对人大代表涉嫌利用执行代表职务谋取个人利益问题的调查、监督等具体事务。对违规代表做到有人问，有人管，及时启动调查程序，查明事实，公开真相，为选民或者选举单位监督人大代表提供有力的参考依据。 (杨维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