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权

　　8月25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分组审议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图为分组审议现场。李杰摄

　　8月23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审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围绕社会关注的醉驾入刑、欠薪治罪等热点问题，全国人大法律委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光权回答了本报记者对草案的14个追问。

　　修正案修改的幅度不小，为何不对整个刑法来次大修

　　追问1:修正案(八)草案多达46条，首次对刑法总则进行修改，修改量为前几次修正案的总和，如此“大动干戈”何不干脆对刑法来次大修?

　　周光权:草案虽然对总则有改动，但也只是局部的，修改的部分不到总则的20%，这种改动不是推倒重来，也没有达到1997年那种大规模修改的程度。

　　刑法总则里面包含犯罪和刑罚两个内容。犯罪部分涉及犯罪的构成要件、共犯、犯罪未完成形态等一些很庞大的内容。但这次修改涉及犯罪部分的内容并不多，主要还是有关刑罚的内容，像缓刑、假释等都属于刑罚的具体适用问题，采取修正案的方式是可以的。

　　追问2:修正案(八)通过后，会不会重新公布刑法?因为修改的内容不少，适用时新旧条文对照起来会很麻烦。

　　周光权: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8个修正案，再加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一个决定，对刑法内容的修改确实很多，如果不加以编纂，司法机关适用起来很不方便。立法讨论的时候，有些专家、学者也提出过这个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也会考虑这个问题。不过有一定的工作难度，因为要把多次修改以后的刑法和1997年刑法编纂在一起，确保它的权威性，就需要有一个权威的版本，而这种编纂本身带有立法性质。

　　追问3:新增罪名一般由两高共同研究确定，为什么罪名的确定不在立法环节完成?

　　周光权:立法上不确定罪名，有很多因素，当然这也一直是我们的立法传统。有的国家是先规定第多少条，然后是罪名和条文的内容，也有一些国家立法上不规定罪名，靠司法机关去解决。中国的传统是自1979年制定刑法始就没有概括罪名，现在也是对这个传统的尊重。其实，刑法的具体条文总是要司法机关去应用，对罪名怎么概括得既准确又能让老百姓看得懂，司法机关会有准确的判断。

　　再者，司法机关出台司法解释以后，要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备案，确定罪名的过程其实也是司法机关和立法机关共同努力的结果，并不完全是司法行为。如果一定要在立法环节确定罪名，要经过反复斟酌、反复讨论等环节，立法的周期会特别长。因此，现在这种确定罪名的方式也是相对合适的，可以节约立法资源，提高立法效率。

　　有些死刑可否备而不用

　　追问4:草案拟取消13个罪的死刑，会不会削减刑法的威慑力?

　　周光权: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来看。第一，在我国，对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很少适用，有的罪名从来没用过，有很多罪名判得极少，基本可以忽略，对这些犯罪取消死刑不会给社会治安带来压力。第二，这些犯罪都是经济犯罪、非暴力犯罪，本身基本没有直接的被害人，即使取消死刑，还可以对罪犯判处无期徒刑，公众对此也不是不能接受。第三，死刑的威慑力是非常有限的。比如说经济犯罪，犯罪的人都是高智商，他们对刑法不是一无所知。因为现在的传媒非常发达，很多白领阶层都可以通过网络等各种途径获知国家对某种经济犯罪的态度。但是，当获利极大、利润特别高的时候，他们就会铤而走险，对这样一些人，死刑的威慑是打折扣的。

　　追问5:有些委员提出金融诈骗类犯罪涉案数额巨大，造成老百姓倾家荡产，如果取消死刑，刑法的威慑就没有了。如果备而不用，放在那也是一种威慑。对此，您怎么看?

　　周光权:金融类诈骗是经济犯罪，但归根到底还是诈骗行为。而普通的诈骗数额也有上千万的，但最高刑期就是无期徒刑，没有死刑。还有，金融类诈骗的被害人很难说是纯粹的被害人，大多有牟利或者投机的心理，对自己可能被骗以及集资可能存在的风险，并不是一无所知，但他仍然愿意去做，这对犯罪的发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般来说，被害人有过错的时候，犯罪人的责任相对减轻。

　　现在有些观点把数字绝对化了，而且把这个数字与贪污贿赂的数字相比较，实际上这两者不是一回事。贪污贿赂罪侵害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对国家政权的危害极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或许是符合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的。

　　国外现在规定或者实际适用死刑的国家占20%多一点，它们的死刑都不适用于非暴力的犯罪、单纯的财产罪或者经济犯罪。这可能也是未来中国刑法修改的方向，以后取消死刑的步子会迈得大一些，像经济犯罪的死刑都应该逐步取消。

　　欠薪醉驾该不该入罪

　　追问6:有观点认为，对于欠薪行为不必动用刑法，只要加大劳动监察力度就可以了，将其入罪是否合适?如果入罪，“薪”是单指工资，还是包括社保等所有的福利待遇?

　　周光权:对于恶意欠薪行为，规定为犯罪，配置比较低的法定刑，并设置相应条款，并不是不可以考虑。近几年的劳资纠纷表明，劳动关系在继续恶化，而劳动监察并不得力。当其他行政法规不足以惩治这样的行为的时候，刑法应该站出来。

　　“薪”，应该包括劳动者所有应得的劳动报酬，加班费、奖金自然也在其中。不过，可能包括不了“社保”。很多“打工者”不愿意缴纳社保，认为社保衔接有问题，缴纳之后不划算，而且这个问题也不突出，不必放在这里去解决。

　　追问7:草案中有一款规定恶意欠薪“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在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是否合适?

　　周光权:这个程序的设计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不太符合司法流程。这种案子先是公安机关立案，然后由检察院审查起诉。如果对检察机关起诉前支付劳动者报酬的就不追究刑事责任了，与司法机关内部的管理措施和考核有一定冲突，比如前面的工作算对还是算错?如果不起诉，公安机关的工作就算错了，还有涉及到检察机关要不要批捕等问题。二是公安机关把人抓起来了，检察院也批捕了，结果起诉前又把人放了，可能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我建议将此款修改为:“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在立案前支付劳动者报酬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这样，如果立案前把欠薪支付了，这事就算解决了，司法资源也不会浪费。

　　对于恶意欠薪行为，还有一个立法思路，就是将其规定为自诉案件，在条文中明确规定“犯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这样，既保留刑法追究的可能性，又承认欠薪行为的民事性质，不失为一种折中的方案。

　　追问8:飙车行为如果入罪，那么组织飙车的行为，飙车俱乐部的行为是不是也意味着涉嫌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