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复旦大学教授联名请求学校破格录取一个“天才”。但因高考成绩6分之差，陕西省招办一直立场强硬，拒绝将孙见坤的档案投到复旦大学。他们表示，“博雅杯”国学竞赛的章程上并未写明可以“破格录取”，所以“今年一个破格的都不能有”。 （8月25日《中国青年报》）

　　整个事件的焦点在于，复旦大学的惜才之举和省招办坚持立场的强硬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强烈的反差。而高校“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初衷与陕西招生办的强硬立场，体现的正是“破格录取”与“高考规则”的博弈。

　　以分数定高下的高考，一直以来是民众公认的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但不可否认的是，一考定终生、唯分数论的特性确实也存在着一些弊端。正因此，近年来出现了高校自主招生制度等高考补充制度，期望通过各高校的自主性，给一些有特殊才能的学生多一次机会。然而，由于有限的教育资源在以往的分配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公，致使有关方面谈 “破格”色变——据了解，此事件中陕西省招办之所以立场坚定、态度强硬，正是因为他们怕开了“国学天才”这个口子之后，“条子生”、“关系户”等腐败问题接踵而至，来年冒出更多的特例。

　　从某种程度上说，陕西省招办“墨守成规”卡住“国学小天才”，也是维护高考制度公平、公正原则的表现。但问题是，“国学小天才”并非“条子生”、“关系户”，他是因为小小年纪就阅读了近2000本经史典籍，积累了相当的国学知识，对《山海经》的注释水平和见解，高于在读的研究生，具有“培养的潜力”，才被复旦大学领导小组通过讨论后决定对其破格录取的。为何这样一个个体需要为来年出现“条子生”和“关系户”这样的可能性买单？

　　毋庸置疑，确保现有的高考制度公平、公正地分配教育资源，是教育各个环节需要重视的问题，但这样的重担应该通过严格的规则和程序来实现，而非通过拒绝一个学生的破格录取来实现。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偏科严重的钱钟书、钱伟长（前者数学0分，后者物理加英语也不到60分）也是受到“破格”礼遇之后，才使中国多了一个文学家和一个科学家。当然，孙见坤入了复旦也未必成“家”，但目前有消息称他最终被山西大学法学院录取，这与他痴迷并有专长的专业相去甚远，这样的结果何尝不是教育资源的一种浪费？

　　可以说，“国学小天才”进不了复旦的门，即便陕西招生办的立场体现了规则的严明，但同样反映出我们现有的人才选拔制度中，仍旧缺少一项适用于特长生选拔的有效机制。如何打破僵化的高校招录制度，实现“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梦想，这是值得教育界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