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欲破格录取陕西高三学生孙见坤而未果，这一事件经由媒体报道之后引来社会舆论的轩然大波。经过几个回合的深入报道和辩论之后，我认为，有两个细节是值得细细品味的：第一，媒体称复旦大学八位教授联名写“请愿书”呼吁破格录取孙见坤但遭到陕西省招办的拒绝，但是复旦大学官方声明八位教授从未联名写请愿书。第二，最早报道这一事件的《中国青年报》称孙见坤为“国学天才”，从8岁起熟读国学经典2000书，按此推理，每两天就要熟读一本国学经典，这个违反常识的表述引发了大面积的质疑，方舟子甚至从文本解读的角度指出，孙见坤的作品有剽窃之嫌，“国学天才”实则无德无学无才。

　　不管事情的真实面相如何层出不穷，以上两个细节足以让我相信：“国学天才”孙见坤不过是人们借题发挥的一个“神话”，这个“神话”同构于国人的一个共同焦虑——人才评价的失范。人才评价机制势必关联社会权力及其它资源的分配。在“分配不公”日益加剧的当下中国社会，人们理所当然会从人才评价的视角切入对当下中国现实的审判。事实上，近段时间以来，来自国家不同层面的相关部门对人才评价机制的改革都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今年以来，国务院和教育部相继发布了“人才发展纲要”，重点改革事业单位特别是学校、医院和科研院所的人才评价机制，显示了国家对积重难返的人才评价体制进行刮骨疗伤的决心和可能。此外，前段时间教育部发布文件要求严查高考加分中的作弊行为，也正是迫于社会舆论对中国当下高考加分制度之积弊的严厉拷问。

　　在对待孙见坤事件的看法上，整个社会舆论实际上在一个点上是形成共识的，那就是人尽其才，有能者不仅要得到更高的礼遇，更要面对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社会各方对于如何评判人才，却产生了巨大的意见分歧，陕西省招办的定量评价体系与复旦大学专家组的定性评价体系显然难以兼容，而各方舆论的强烈反应更是暴露出整个社会对此问题解决的无能为力。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人才的评价发生于左邻右舍之间，公道自在人心，但今天的人才评价与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行状态相联，当整个社会系统出现大面积周转不灵的时候，人才的评价与选拔必然出现失范局面。

　　当整个社会都显示出某种无能症状时，或许还有一根救命稻草可以寄以希望，那就是处于社会金字塔顶层的社会精英的态度。在孙见坤事件上，我认为特别值得探讨的一个细节就是，媒体报道中提到的复旦大学八位教授究竟承担了多少责任？这种责任可以分解为两方面：第一方面是教授作为知识精英在人才鉴别方面应当承当的专业责任；第二方面责任是教授作为社会精英在人才选拔机制改革方面应当做出的持续努力。可怕的是，随着讨论的深入和真相的逐步还原，以上两个方面均不同程度地暴露出一些问题。无论是对孙见坤专业水平的鉴定，还是为孙见坤请愿的力度，都无法让人看到八位教授的专注与热情。八位教授对孙见坤的国学水平的鉴定，仅止于一种社交式的点评，不免让人怀疑这只不过是教授们在各种评审场上走穴之时的敷衍之言——如今这样的场景发生在教授身上已是司空见惯。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在人才评价已失范的今天，人们对伯乐寄予了更多的期盼。人们希望伯乐不仅要有寻找千里马的热情，而且还要为构建一种有利于发现、保护千里马的制度化途径付出持续性的努力。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才评价体系而言，最坏的结果不是千里马被埋没了，而是伯乐被扼杀了。很难想象，当官员都在忙于作秀、专家都在忙于走穴、教授都在忙于拼凑论文评职称的时候，社会精英们还能剩下多少热情和精力去发现人才并构建一种优良的人才筛选途径。伯乐们显然已在这个时代隐藏起他们的精光，他们的平庸化将使这个社会的集体理想变得更加暗淡无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