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人，他就像中国的堂吉诃德，长期以来，一路上在战着巨大的风车，或者像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孩子，赤裸裸地披露了各种科学和学术上作假行为，甚至被很多人认为是有些偏执狂、不正常——他就是知名“打假斗士”方舟子。

　　可是就在8月29日，方舟子在北京的住宅附近遭到两名男子使用不明液体及铁锤袭击，袭击者下手狠毒，招招致命，幸好方舟子反应敏捷跑得快，躲过一劫，只受了轻伤。目前警方介入调查，方舟子的律师认为此次袭击属“报复行为”，并透露与方舟子一同披露郑州某医院虚假宣传学术不端行为的一名记者今年6月遭人持钢筋铁棍袭击。（8月30日《新京报》）

　　这不禁令人感觉一种莫名的恐惧。马丁·路德·金曾经说过：“历史将会记录在这个社会转型期，却发现，最大的悲哀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沉默是社会公平的强大敌人，批评是社会正义的伟大朋友。但是，随着揭露真相的记者被通缉、殴打，质疑作假的“打假斗士”被下毒手，这个时候，坏人的嚣张已经开始让好人不得不沉默了，否则将是生命危险。

　　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很多时候，他不是为一个人在战斗，他是为了所有人而战斗，因为他所揭露的真相，并不是与他相关的，在很多人看来，他更像是在“多管闲事”，比如最近他质疑李一闭气2小时以及唐骏学历造假等，但是这些质疑，却是社会意义巨大的，挤破当下社会的一些怪相，让更多的人能够有一种拨云见日的畅快。

　　犹记得，在每一次的两会或者一些重要场合上，当有人提倡将真话的时候，都会引来社会的强烈反响。由此完全可以看出当下真话的稀缺程度。当然，这种稀缺是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的。在中国的社会传统里，往往很容易制造一种好人沉默的文化氛围，从古至今，这种社会信条都在加剧这样的沉默思想，比如“识时务者为俊杰”、“三思而后行”、“君子慎言，祸从口出”等等出世思想被推崇，“难得糊涂”的犬儒主义盛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是在这个转型时代，沉默的好人，他是不应该被视为好人的。肩担道义，这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正是因为太多人的沉默，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各种丑恶现象的滋生，加剧了这个社会的转型之难，造假作恶横行。

　　可能也有很多人会质疑，他打假都是打一些无权无势的人，拿软柿子捏，有胆子动动一些权贵人士的作假、贪污、犯罪等，然后还认为其动机和目的是为了自己出名等，为何不去打伪劣产品？为何不去揭发贪官危害社会的人？电视上很多广告都是扭曲事实为何你不去揭发，而要去揭发一个持有假文凭者。请问方先生您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还是你为了自己出名而这样做的呢？但是这种质疑无疑是十分荒谬的，因为这怎么能是一个公民的责任呢？它应该司法等部门的责任和义务。至于动机之说，就更是该被摒弃的陈腐思维，在社会问题特别是科学问题上必须遵循“不问动机，不问态度，只问事实”态度，否则任何事情，都将面临一种虚无主义状态不可自拔，那时大家就都变成了这样：那个扶持路人摔倒的老人的人，他是什么动机？那个捐助失学儿童上学的人，他的动机是什么？这一点，柴静说得好：真相不能附加任何前提，不能强制要求真相长着一张慈眉善目的脸，那样的结果很可能是普遍虚伪的产生。

　　还有方舟子一直以来秉承的理念：说真话，用科学的态度与严谨的事实来说话，而作为科学工作者更要“对真相要有洁癖”，这是很多人缺乏的一项基本公民理念，比如网络上此起彼伏的人身、地域、民族、种族等攻击泛滥、一言不合就是扣帽子、动不动就是从道德角度进行审判，比如在“反三俗”中，一些人就是错误地沿承这种做法。而这种做法的各种荼毒，相信历史中有过太多的血的经验了，然后司法被践踏、文化批判变成文化审判、道德问题被法律化等等。

　　著名思想家哈维尔说：“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他罪行更严厉。”制造一个好人因为恐惧而沉默的年代，才是最大的悲哀。让每一个好人不会过度沉默，更不会受到恐怖的报复，这同时也成为了一个急待解决的社会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