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语

　　游伟

　　近年来，由于酒后驾驶造成损害的案件数量攀升，尤其是因醉酒驾车造成重大伤亡的恶性案件引发社会强烈关注，致使对醉驾肇事定罪量刑的传统标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个别案件的法律适用上，也确实出现了某些变化。

　　一些严重醉驾的案件开始使用“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其实，醉驾肇事，甚至在肇事后逃逸又造成重大伤亡的，按照当事人的心理状态分析，并非一定都是“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故意。但由于行为后果严重，人们更愿意去使用故意之类的罪名，并适用重刑乃至死刑。而如果同样的行为造成后果不很严重，认定过失并以交通肇事罪处刑，似乎也没有问题〈来，从危害后果出发去寻找“量刑适当”的罪名，然后再对犯罪事实加以“说明”，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势，并直接构成了对现实司法的影响。

　　然而，以“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理此类案件，毕竟存在着“不典型”问题，难免有“变通”的嫌疑。于是，在面临刑法进行修订之时，提出增设新罪名并加重刑罚量，又成了一种必然的选择。在刚刚结束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提请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中就拟定了一个“醉酒驾驶罪”，并设置了最高刑为拘役六个月的刑罚。这个条文虽说草拟的“法定刑”较轻，但定罪条件却非常特别，并不需要产生实际的危害结果，只要有“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即定罪判刑。有些参会委员和学者甚至认为法案中的刑罚依然规定的偏轻，提出了可以进一步提高法定刑的建议。结果，该项立法草案最终并没有正式交付表决，看来还需要一段时间认真调研和讨论。

　　应该看到，醉酒驾驶行为在以往的治安管理处罚案例中，真正被严厉处罚的其实也不常见，即使是在全国交通安全整治行动中，行政处罚的力度也视情节区别对待，各有差异，行政执法也不是一律“顶格”适用行政拘留处罚，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对其中情节严重的，最重可处以劳动教养。而这又涉及到劳动教养的处罚对象问题，看来不能任意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似有理由认为，对醉酒驾驶行为的行政处罚及威慑力，其实并没有得到完全、充分的发挥。在这种状态下，刑法急于介入是不是必要和慎重

　　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醉酒驾驶毕竟是其可能肇事的实际行为的“先期行为”，究竟应当定为故意还是过失，从专业的角度上讲，无论是在法律和个案的事实、证据上，可能都无法绝对化，仍可进行探讨，其行为可能造成的损害，也确实与过失爆炸、失火、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等不可相提并论。因此，将它作为“危险犯”、“行为犯”单独设罪处刑，一定会有相当的争议。在这种情形下，就匆忙根据“民众的呼声”迅速加大刑罚处罚的力度，其本身是否科学，或者是否就能够起到有效遏制此类行为“高发”的作用，恐怕确实值得进一步探讨商榷。

　　虽说，刑法规范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也需要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变应变”、与时俱进，但法律的稳定性、科学性、平衡性，也是一项重要的立法原则。因此，慎重对待和仔细论证“醉酒驾驶”单独入罪的问题，对于科学认识此类行为的违法属性、切实把握刑罚的功能作用、正确处理行政与司法的关系，看来都会具有积极的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和细致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