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特约评论员 张鸣

　　前天，方舟子遇袭，幸好只受了轻伤。事情显然与方舟子打假有关。前不久我才知道，另一个与方舟子同姓的《财经》编辑方玄昌，也因为参与方舟子的打假，在更早些时候，被两个歹徒用钢筋袭击，伤得相当重。

　　有点仇怨，就收买黑社会，动辄废人条腿或者废条人命，这样的事，在中国社会早就不新鲜了。这样的事情，还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民间有了冤情，负屈含冤者从官方渠道无论如何都得不到公正，又不肯罢休，于是求助黑社会；还有一种则是自己明明就是骗子，或者干的是不公道的事，被人揭露，断了财路或名声受损，于是挟私报复，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或者让人闭嘴，或者干脆致人死伤。

　　方舟子和方玄昌的被袭，理应属于后者。但是，人们知道，做这样的事情，尤其是惹出人命的事情（据方舟子自己讲，袭击者明显也是要他的性命），风险很大。被袭者的名气越大，风险就越大，因为受关注度高，警方破案压力大，侦办自然卖力些。方舟子多年来以打假闻名全国，属于知名度极高的公众人物。

　　方舟子打假，干的实际上是媒体人的“扒粪”事业（编按，“扒粪者”语出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原指那些致力于揭露不公和腐败、具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他直言不讳，穷追不舍，在打假主要局限于学界的时候，已经让某些名头很响的大人物头痛不已。当打假的面扩大到社会上，打到企业家、官员，神医乃至神仙头上的时候，结仇可就多了。今天看来，当初方玄昌遇袭，就是对方舟子的一种警告。

　　在民国时期，记者也经常“扒粪”，有时候，有名的媒体，如果长期没有惹到来头很大的人，不扒点粪，似乎就不够意思。在报业发达的上海，也经常有人买通黑社会去报复记者，但是，这种对媒体人的报复，最常见的，是泼他一身大粪，顶天了找人打记者一顿。动辄致人死命的事，还真不多见。记者因言获罪被杀，也就是摊上了张作霖、张宗昌这样的土匪和流氓出身的大帅。刚打下天下的蒋介石帮会习气依旧之际，也曾暗杀过跟他过不去的申报老板史量才，但后来这种事就不大敢干了。

　　而从近期一系列事件来看，对“扒粪者”的打击报复已渐成风气。有些人全然不在乎社会的公义，无所顾忌，不管你是谁，有多大的风险，谁挡了我的道，谁就得死。可以预计，如果方舟子遇袭的案件最后不了了之，后果会有多严重。也许，社会就不再会有揭弊的人，即使有，也只能在暗中进行，媒体人只能噤声，再大的不公，也只有听之任之。说得严重点，只能逼民众自己用非常方式解决问题。

　　当然，方舟子遇袭事件，还真的有可能破不了案。尽管凶手在光天化日之下作案，线索很多，但历史告诉我们，如果主使者来头很大，手眼通天，事先又策划周密，事后安排妥当，最后成为死案的可能性，也不是全然没有。我想，如果真的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不仅非媒体人之福，也非社会之福。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