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手握公权，官员的贪污腐败社会危害程度显然超出了一般意义的经济犯罪。而如果同样是经济犯罪，唯独“贪官免死”，更是直接伤害社会公平正义。

　　8月28日结束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了刑法修正案草案，完善死刑法律规定，适当减少死刑罪名，调整死刑与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之间的结构关系是这次刑法修改的重点。但最牵动社会神经的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讨论中，有不少委员认为贪污贿赂罪以不涉及死刑为好。

　　贪官该如何惩罚，要不要杀，从庙堂到民间，一直都有议论。但这次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由委员正式提出“贪官免死”，再次引发社会的激烈争论。

　　对于贪污受贿罪的量刑，特别是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量刑，从人道主义出发，“免死”似乎更符合“国际惯例”和现代司法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在不少国家已经取消死刑的情况下，“取消贪官死罪”在国际上差不多已经成为一个“基本常识”。

　　死刑判决，有两大功能，其一是发挥惩处功能，其二是起到震慑犯罪的作用。从惩处功能来看，贪污受贿罪说到底是经济犯，经济犯再严重，也无非是索取金钱数字的叠加，与血腥的暴力犯罪相比，其对社会的危害性相对弱一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创造条件让经济犯“免死”也是“国际惯例”；从震慑犯罪来看，一些案例确实也表明死刑对震慑犯罪的作用有限。

　　那么，我们为何不立刻废除经济犯的死刑，让贪官污吏“免死”呢？实在是因为中国现在还不具备“贪官免死”的现实基础。

　　首先，其他经济犯罪领域还有死刑的存在。如果同样是经济犯罪，唯独“贪官免死”，那这就不仅仅是法律问题了，而是直接伤害社会的公平正义。其恶果，可能就是官官相护，就是搞特权，“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死)刑不上大夫”。

　　其次，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贪污受贿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根本原因还在于当前反腐制度还不完善。每当某个官员的腐败行为被揭露出来，总会引起公众的义愤，人们常指责这类官员品行恶劣，私而忘公，完全背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因此对此类害群之马必须除恶务尽。而基于生活常识，人们也相信，对腐败官员的严厉惩罚能起到杀鸡儆猴作用，使其他官员有所畏惧和收敛，使官场充满清正廉洁之风。因此，如果以“死刑对震慑犯罪的作用有限”为由而使“贪官免死”，恐怕难以服众。

　　另外，从现实国情来看，由于手握公权力，一些官员的贪污腐败屡屡突破单纯“经济犯罪”的底线，如因贪污腐败造成“豆腐渣”工程，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重大安全隐患和损失。举个例子，以经济问题被判死刑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前局长郑筱萸，相比许多高官，其受贿金额“仅”649万元，为何要如此重判？郑筱萸身居食品药品监管这样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岗位，置国家和人民的重要利益于不顾，为有关涉药企业谋取利益，导致药品监管失控，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其社会危害程度显然超出了一般意义的经济犯。

　　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逐步减少死刑的适用，甚至可以考虑废除经济犯罪等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以为最终废除死刑创造条件。但是，无论我们对死刑问题如何争论，只要死刑制度现实存在，它对每一个犯罪的人所带来的预期后果就应当是平等的，只有平等的司法才能产生令人敬畏的恒久的公信力。（张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