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

　　继《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报道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内幕遭到全国通缉后，千龙网记者文成良在发表《瀚霖生物：中国生物化工行业的又一大忽悠》一文后，也经历了许多事。“企业所在地的政府宣传部门进京公关，当地警方追着调查记者，这些事情让我深感惶恐和愤怒。”8月22日，该报道的主要作者、千龙网记者文成良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中国青年报》8月30日）

　　在舆论抱团施压下，仇子明最终得以恢复自由身，而其报道中所披露的内幕交易问题，至今未有结果。只问监督者不问被监督者，这或已表明，同样报道“内幕”的文成良，很难避仇子明类似的覆辙——尽管没被全国通缉，但作为司法强力部门的警方，依然是顺手拎了个毫无技术含量的由头，便急匆匆“打抱不平”。

　　对监督报道的上心，一些地方有的打着各种旗号，有条件地引入个别媒体，以此代替更多媒体的监督权；有的公然设置舆论监督先决条件，要求对媒体予以年审，暗设监督门槛；有的只是规定对上级舆论监督报道涉及的问题要雷厉风行地整改……至于因种种原因，一些监督报道胎死腹中，也绝非个例。

　　这倒让人想起另一件事来。经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调查核实，根据已掌握的证据，在福建紫金矿业污染事故报道中，尚未发现有记者收受费用且未退还，但该调查结论同时佐证了先前上杭有关部门的“银弹”公关（《华西都市报》8月28日）。若监督报道尚未出笼，被监督对象便冀图借助“隐蔽工作”压稿；一旦报道面市，文攻武吓，不惜动用强力部门兴师问罪。与其说这是权力的滑稽表演，倒不如说是肆无忌惮。

　　也不能否认，确有一些失去新闻风骨的媒体趁浑水摸鱼，打着监督报道旗号，以广告、赞助等名义，变相地向被监督对象大肆勒索补偿。别看有的地方对此表面怨声载道，但在他们眼里，比起那些敢于监督的媒体，如此堕落的媒体或许算不得什么坏事，至少可以通过利益输送，避免监督报道的曝光。

　　作为监督者的媒体，与作为被监督者的地方政府，往往是各方尽可能动用社会资源，而并非回到一个清晰可见的规范的法律框架内伸张与博弈。也就是说，这些矛盾问题的最终解决并非缘自公堂较量，而是取决于舆论声势的大小，取决于“上级”的意见态度。

　　1776年，世界上第一部新闻法——瑞典《新闻自由法》问世。经过数百年发展，今天，制定新闻法已成国际通行惯例。应该说，我国对新闻立法并不算太晚，改革开放后没几年（1980年代中期）曾起草过新闻法，遗憾的是，至今不见出台曙光。正是由于相关立法的缺失，监督与被监督，权利与责任界限迷失，不仅媒体频频落入被报复打击的险境，有的地方政府面对媒体滥用监督权也应对无法，甚至面对假媒体假记者的敲诈勒索也只能忍气吞声。

　　我倒以为，仇子明和文成良很幸运，至少他们的遭遇得到了舆论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但不是所有新闻人都会如此幸运，因为现有的监督体制并不足以保证他们远离不幸运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