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8名复旦大学教授联名请求学校破格录取一个国学“天才”。但因高考成绩6分之差，省招办拒绝投档……(中国青年报8月25日)面对此则新闻，著名教育学家熊丙奇在其博客中写道：

　　教育发展历史中，通过教授的坚持，就把某位学生录进大学，留下了诸多“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教育美谈，比如，当年物理成绩只有5分的钱伟长，却被清华大学录取，而且他居然通过游说系主任进了物理系，这让人见识了当时教授的声望以及当时大学的公信力和办学的活力。当然，这不是个例，几乎是当时大学教育的常态∩为何现在，教授的坚持却可能(甚至很多人相信)变为“条子生”、“关系户”的交易呢

　　简单地说，那时的大学已然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实行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那时的教授不受外界的影响，视教育声誉和学术声誉为生命，在教育与学术中，坚守的是教育标准与学术标准，而非利益标准———对于这样的教授，很难将其与腐败联系起来。与之对比，我国当前的大学普遍存在严重的行政化问题，行政力量主导教育、学术管理与决策，教育和学术的尊严已然不再，更别提教授个体的教育声誉与学术声誉。

　　在我国大学推进的自主招生改革，也由此陷入困境，我以为有限地授予高校办学自主权，将始终无法确立高校的公信力，也难以让教育和学术获得足够的尊严。突破困境的途径，应是在赋予高校完整的办学自主权基础上，建立高校合理使用办学自主权的办学制度以及受教育者选择教育的机制。

　　（楠特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