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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直播考验国家形象:人质事件成菲律宾“黑色一天”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01日08:46  环球时报

  “对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来说,这场对全球现场直播的人质事件无疑也是一场悲剧。”菲律宾警方因解救香港被劫人质失败而遭到世界媒体的嘲讽,菲《问询者报》网站上一位网民留下了这样的慨叹。悲剧发生后,菲总统指责是媒体报道直接导致劫持案局势恶化,菲警方总结教训时,一直把媒体的“现场直播”当作导致解救失利的重要原因。英国天空电视台称,与其说电视直播坏了解救大计,不如说直播让全世界看到菲律宾警方的无能,令家丑外扬。近些年来,对各种自然灾害、恐怖、社会骚乱等突发事件,电视和网络的现场直播越来越频繁。2008年印度孟买恐怖袭击和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人质事件,媒体现场直播的“破坏作用”曾被激烈争论,而同样现场直播的1997年秘鲁解救人质的成功,为名声不佳的前总统藤森增光添彩。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毛寿龙表示,面对恐怖、灾害等突发事件时,现场直播的负面作用需要进行控制,但一个国家和地区只有充分地展示全面客观的信息,才有助于提高和改善自己的形象。

  菲律宾媒体“黑色的一天”

  29日,8万多香港民众在菲律宾劫持人质事件发生后的第七天走上街头。这是香港立法会所有党派发起的首次跨党派游行,发起者称此举要向菲律宾发出信息,“强烈要求菲政府彻查事件,公布真相”。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公开表示,电视直播导致歹徒门多萨对菲律宾特警的意图和部署了如指掌,给解救行动平添诸多麻烦。此后,菲外交部和警方也多次表示,由于旅游大巴上有电视机,门多萨不仅从电视上看到警方的动向和部署,更看到其弟弟被逮捕、总统府发言人称“不向暴力屈服”等信息,摸清了政府底牌,情绪发生很大波动,导致原本有和平解决可能的事件演变成一场杀戮。

  菲律宾《问询者报》27日称,人质事件不仅是菲律宾警察遇到的黑色一天,也是菲媒体的“黑色一天”。报道称,在解救人质失败这一悲剧事件中,警方“把目光瞄向媒体的缺点”。菲警方正在调查是否有媒体的报道加剧了事态恶化。菲国家警察总署警告媒体今后不要卷入到这类事件中来,“我们尊敬媒体的权利,但是你们应该知道报道的界限。一些人的生命正面临危险,你们应该小心谨慎。”

  ABS-CBN是菲律宾最大的电视台,该电视台在人质事件期间曾一直在现场直播。该台高级副总裁雷萨在27日举行的“媒体与人质危机”论坛上说,“人质事件凸显了媒体报道真相与当局必须解决危机之间的矛盾”。对于政府和警方的指责,这位电视台负责人称,菲警方当时并没有对报道事件的媒体施加控制,更没有为媒体报道制定指南。人质事件发生后,数百名记者蜂拥至现场。她同时表示,这次人质事件给媒体提供了很大教训,所有媒体都应坐下来总结教训。

  在ABS-CBN网站上,菲律宾网民对媒体在这次事件中的作用议论纷纷。网友Manila54留言称,“不管是否承认,媒体在这次悲剧事件中应负50%的责任,如果媒体保持克制和具有常识的话,悲剧或许能避免。不幸的是,媒体已经堕落成了一股拖后腿的力量。”网友kapitbisig认为,“在出现类似严重危机时,制定出媒体报道规则非常重要,因为这次过分的报道导致了随后的血洗人质事件发生。”但网友jgc225写道:“媒体的职责就是报道新闻,而政府的职责才是救人”。

  “谁该为事件受到谴责”

  事实上,国际上许多大媒体都对菲律宾这次人质事件进行了现场直播。对菲律宾政府和警方对媒体的指责,英国天空电视台认为,与其说菲律宾当局恼火的是电视直播坏了解救大计,不如说是直播让全世界一下看到菲律宾特警和政府的无能,让其家丑外扬。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文章称,客观地说,媒体对人质解救确实产生了干扰,整个人质劫持过程中,门多萨不停接听或打出电话,多数通话对象是媒体,他第一次威胁要杀死人质,传递“与人质同归于尽”的绝望心态,都是直接传递给媒体的。

  英国《泰晤士报》的评论写道,“无需过度解读现场直播给劫持者提供信息的意义,因为菲律宾特警控制现场的能力是如此拙劣,那样笨拙的攻击和近乎可笑的拿着大锤砸窗户,已经给歹徒提供了远比电视直播更多的有用信息”。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传媒学教授安德斯·鲍威尔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近些年来,世界各国都越来越重视对突发事件的直播报道。在欧美,直播节目已占新闻频道节目的70%以上,65%以上的突发事件都有直播报道。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现场直播节目的比例也较5年前增加了4倍,40%的突发事件会有电视直播。他说,现场直播可以让民众身临其境地了解突发事件的全过程,有利于民众从中选取信息,做出相应的判断。比如发生自然灾害后,民众通过电视直播了解灾害情况,许多人也是亲眼目睹灾害惨状后决定进行捐助等。但与此同时,由于这种“无准备直播”对于事件的发展无法预期,难以有效控制节目内容,报道可能会对社会造成一定负面影响,特别是在人质或恐怖事件中,很可能干扰危机的解决,同时播出的血腥场景也可能对观众造成心理伤害。

  菲最大的新闻网站布拉特拉网28日的评论标题是“谁该为人质事件暴露出的拙劣和缺陷受到谴责”,文章称,菲警方把责任归到媒体身上是找错了对象,媒体仅如实报道了警方的做法,正是警察的行为才引发了凶手的“膝跳反应”。

  俄罗斯近年来曾几次发生恐怖事件,媒体对这些突发事件都进行了现场直播。俄罗斯infox通讯社时事评论员叶普盖尼·诺维克夫称,电视直播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会参与到正发生的事件中去,成为影响新闻发展的一个因素。但这只是一个因素而已,它可能有一定负面影响,但只要它客观公正,也会放大正面因素。对于菲警方在人质事件中指责媒体,诺维克夫称,是媒体让民众知道了真实。很难想象,如果不是直播,营救失败后,又会是怎样一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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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熄灯”、“开窗”与新闻现场管理

  实际上,媒体的现场报道曾在许多国家遭到议论。2008年11月,印度孟买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导致195人死亡,被称为“印度9·11”。这次事件也成为印度媒体的一场新闻直播战。一些媒体将一些十分敏感的行动计划曝光,当时电视画面上充斥着安全部队在各个地点进行部署的镜头。在印度警方切断事发地电视信号后,恐怖分子仍能利用手机上网实时了解反恐行动的情况。事后,印度人愤怒地称,这些电视台和网络媒体几乎成了恐怖分子的“情报局”。

  在历史上著名的“慕尼黑奥运会人质事件”中,劫持以色列运动员的恐怖分子原本希望用人质交换被关押在以监狱中的同党。但在谈判过程中,他们从电视和广播中得知,以拒绝任何交换建议,而德国警方谈判专家隐瞒这一事实,恐怖分子迅速得出“谈判是假,拖延时间准备突击是真”,最终被劫人质无一生还。

  许多西方国家在突发事件中把媒体的现场直播纳入危机现场管理范畴。《环球时报》记者有一位朋友曾在美国当过警察,他称,在美国如果发生持枪劫案,警方会在第一时间封锁现场,并实施“清场”。清场完毕后,警方会在现场周边设立内外两道警戒线,内线一般以被劫持目标为中心,以劫匪武器射程为半径划出,任何人不经允许不得进入内线;外线则从内线向外再延伸一倍划出,内外线之间为管制区,普通民众不得入内,摄影、摄像记者经批准后可以在管制区活动,但需遵守警方的管理,文字记者和普通民众一样,只能在外线以外活动。

  不仅如此,在对峙期间,警方还会设法“熄灯”,即采用技术手段,屏蔽劫匪的一切电信信号,让他们不能看电视、听广播,无法通过手机、电话和外界联系。与此同时,警方还要“开窗”,即尽快通过专门的通信器材,和劫匪沟通直接对话的渠道。通俗地说,就是一方面让歹徒可以听见警方的声音,另一方面让歹徒听不到警方不想让他们听到的声音。

  有时为了解决危机,媒体还必须配合警方进行“虚假报道”。1997年,在日本驻秘鲁使馆人质被劫持126天后,秘鲁特警成功地解救出所有人质(一名人质因心脏病发作死亡)。实际上,秘鲁警方对媒体信息披露进行有选择管制,就在特种部队紧张备战的同时,歹徒们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却是“政府正认真考虑劫持者条件”的“好消息”,并因此放松了警惕。

  有分析称,此次菲律宾警方对新闻的现场管制杂乱无章:现场始终没有完全清场,没有设立明确的隔离线和管制区,没有电信屏蔽和内容控制,记者们可以通过手机直接找到劫匪,而劫匪又可以用监视器俯瞰现场并监视警方。最离谱的是,人质尚未完全救出,原本就模糊的隔离线似乎一下就崩溃了,各路媒体记者、甚至闲杂人等竟一下都拥到大客车四周。欧洲电视一台称,菲律宾警方这种儿戏般的现场新闻管理可能是导致“直播失控”的根本原因。

  国家形象来自于信息公开,更来自危机处理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毛寿龙教授29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媒体作为公共信息平台,无论是对新闻的现场直播或事后的深度报道,目的都是为了向公众展示更多客观事实,让整个社会对事件作出判断。不过,媒体播报会对个人、公众产生一些负面影响,特别是在事件突发过程中,直播可能影响到事件本身的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媒体的控制是必要的。但总的来说,即使是突发事件,媒体的现场报道有利于信息的“扁平化”,信息传播越全面越充分,就越有利于民众、组织以及国家做出正确的判断。他认为,菲律宾人质事件主要的问题还是警方缺乏经验,不能一味将问题归咎于媒体直播。

  对一些人认为现场直播可能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瑞典鲍威尔教授认为,对突发事件作出直播报道,实际上反映出一个国家的信息公开程度,特别是国家电视台的直播报道,其公信力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政府的公信力。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良好国家形象的树立,除了信息的及时披露外,更重要的是对突发事件的有效解决,也就是说,真正的、主要的还是解决突发事件现场的矛盾。

  毛寿龙教授称,在国际上,一个国家如能充分、客观地展示全面的信息,也会得到国际社会的好评。比如在汶川大地震和最近泥石流灾害中,由于及时全面披露信息,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而中国某些地方或部门的负面形象,许多都是不愿披露信息造成的。▲(●本报驻外记者王传军纪双城陶短房●本报记者于景浩●王燕陈一金丰郑润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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