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9月1日电 香港《紫荆》杂志8月号刊文《金融危机凸显六大国际矛盾》。文章说，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基础尚未巩固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化，在金融危机下，凸显出六大矛盾对立。

　　文章摘编如下：

　　不久前结束的多伦多峰会，是二十国集团被确定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后的第一次会议。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基础尚未巩固的背景下，20个成员国由于各自所处经济环境和利益诉求不同，围绕此次峰会所确定的经济可持续与平衡增长、金融部门改革、改革国际金融机构、促进全球贸易增长等四个议题展开合纵连横。国际社会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化，在金融危机下，凸显出六大矛盾对立。

　　退出国与反退出国的对立

　　因为各自经济处境不同，导致各国对主要风险评估不同。欧盟因为受主权债务危机困扰，认为当前影响欧洲经济发展的主要风险是财政赤字，因而主张立刻压缩财政开支和投资规模，尽快尽早实行退出政策。

　　而美国则认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基础不牢，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加上中期选举的政治压力，要求各国把保增长作为主要任务，继续实行经济刺激政策。对欧盟的财政收缩和新兴经济体的加息等做法都表示担忧。

　　而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经济恢复较快，增长基础较稳固，也不存在财政赤字担忧，他们主要担心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继续会导致流动性过剩，带来通胀压力，因而主张逐步稳妥地实行退出政策。因此，在退出政策上实际上出现了激进退出、稳步退出和反对退出三种力量。这与前三次G20峰会一致同意采取刺激经济政策的表态有很大的不同。

　　贸易出口国与进口国的对立

　　世界经济失衡是当前面临的重要挑战，这是多数国家的共识。但在如何看待经济失衡以及如何应对上，不同国家分歧明显。美国把全球经济失衡简单归结为贸易失衡，认为全球经济的失衡不仅是美国的责任，而且也是贸易顺差国的责任。而德国等贸易顺差国则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德国总理默克尔认为，德国的顺差反映了德国企业的竞争力和创造力，德国没有必要反思其经济模式。因此，在贸易失衡问题上呈现的是出口大国与进口大国、贸易顺差国与逆差国的对立。

　　援助国与受援国的对立

　　一些发展中国家一直认为，世界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南北发展差距扩大，尤其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和减贫问题。10年前由189个联合国成员国首脑签署的到2015年之前将世界贫困人口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半的目标至今尚未实现。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贫困很大程度上与援助国没有履行援助承诺密切相关。

　　金融危机爆发后，多数发达国家以自身经济困难为借口，不仅绝大多数都没有履行过去的援助承诺，而且进一步缩小了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规模，甚至企图推卸承担的国际责任。

　　因此，当美欧等发达国家还在关注世界经济增长和财政赤字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则不断呼吁发达国家等援助国不仅要关注自身的经济问题，更要关注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和贫困问题，关注世界发展失衡带来的问题。金融危机爆发后，在看待世界经济失衡问题上，援助国与受援国的对立明显加剧。

　　重灾国与轻灾国的对立

　　在金融危机尚没有彻底走出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希望加大对导致此次危机的金融部门进行根本改革，以防范危机再度发生。在加强金融部门改革和监管问题上，围绕银行税该不该征收，各国分歧明显。

　　开征银行税最初是英法德等欧洲国家于6月22日多伦多峰会前提出的，主要是为了弥补金融危机带来的成本，并迫使银行为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而美国则顺势抓过话题，进一步提出要在全球统一征收银行税。美欧作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重灾区在此方面具有一定的共识。

　　但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小的国家则强烈反对。这些国家认为，本国金融系统并未爆发像欧美国家那样的严重问题，相反却很好地抵御了这场金融危机，它们根本就没有征收银行税的必要性。另外，这些国家还认为，征收银行税将削弱本国银行的竞争力，也有碍于本国的经济复苏。因此，在开征银行税方面出现的是在金融危机冲击下重灾区与轻灾区的对立。

　　“一超”与“多强”的对立

　　与美欧在征收银行税上的共识相比，在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改革和监管上，美欧分歧凸显。目前，掌握国际信用评级“生杀大权”的三大公司——惠誉、穆迪和标准普尔都为美国所有。在这次欧洲债务危机中，正是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相继下调了希腊等国家的主权信用等级，使得欧洲股市和欧元汇率一路下跌，被称为扮演了“火上浇油”的角色。

　　法国学者帕特里克•若利称，这三大评级机构全是美国公司，是美国加强对世界经济操控的一个工具。人们只看到它们对别国实行降级，但对美国的灾难性经济形势视而不见。比如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三大评级机构给美国国际公司及其衍生次贷产品的评级居然是最高评级。

　　在这种情况下，欧盟认为，欧洲应该建立自己的评级机构，改变信用评级被“三大”把持的局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巴洛佐表示，全球都应该考虑解决信用评级机构的问题，允许其它一些独立机构参与信用评级的发布等，以加强市场竞争。

　　此外，俄罗斯、巴西、印度等各国都对美国垄断信用评级体系表示不满，要求改革这一不合理的制度。因此，在信用评级机构改革问题上又形成了美国一超与其它多强对立的局面。

　　守成国与革新国的对立

　　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一手主导下建立的，美欧尤其是美国是最大的守成国和既得利益者，其它国家尤其是新兴大国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上升，希望扩大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成为革新者。

　　根据去年匹兹堡峰会的决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在2011年1月前转移至少5%的份额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现在距离改革完成只有半年的时间，虽然发达国家承诺会履行承诺，但目前的焦点是这次5%的投票份额调整主要从哪里来？是压缩美国的投票份额还是欧洲的投票份额，因此投票份额的改革牵涉到美欧间的矛盾。

　　在今年4月份的世界银行投票权转让上，3.13%投票权的转让都是从欧洲国家转让到发展中国家，而美国的投票份额几乎没动，继续保持最大投票份额地位。这让欧盟感到自身利益受到较大损害，话语优势受到削弱。因此，这次在IMF改革问题上，欧洲明确提出虽然认同放弃部分份额，但前提是美国也做出相应让步。美国则决不会轻易放弃其享有的一票否决权，希望按照世界银行的做法，欧洲将其部分投票份额转让给新兴经济体。

　　守成国与革新国的矛盾还突出体现在G20与G8的关系调整上。从2009年9月匹兹堡峰会开始，G20被正式确定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G20取代G8已经是大势所趋。但作为富国俱乐部的G8各成员国内心都不愿G20取代G8的位置，对G20所持的乃是一种功利和投机的态度。

　　作为上次G20的主办国和G8中实力最弱的加拿大，尤其热衷于保留G8，因此有意在G20召开之前召开了G8峰会。这种安排开了先例，似乎在向国际社会暗示，G8要在G20前协调立场，并主导G20的议题和方向。而明年G8与G20会议的主办国法国也提议，G8可以通过挑选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加入，将自身扩大为G13或G14，显示出法国对G8体制的留恋。在G20与G8关系上，典型地反映出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守旧集团与以新兴大国为代表的革新集团间的对立。(归永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