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官员自杀层出不穷，级别从省部级、厅局级到县处级、科级，从党委政府到金融、教育、税务、公安，从跳楼、开枪、卧轨、撞墙到割腕、上吊……，现实的情况是，一旦有贪官自杀的消息传出，老百姓都会表现出“拍手称快、奔走相告”的心态。本来，在一个运作良好并且合理公正的反腐司法体系下，民众是不会对贪官自杀表现出如此的兴奋，而现在的兴奋状况显然说明了贪官的生命已经被群众漠视。

　　究其原因，很多时候，民间的话语系统中官员自杀等同于“畏罪自杀”。这既因为民间对于腐败本能的反感，更在于不少政府部门人为把官员事件敏感化、神秘化，信息公布的严重滞后、模糊，给了谣言市场空间。

　　目前，官方版的“自杀原因”越来越同质化。君不见，官员自杀之后，马上就被有关部门包上一块“精神抑郁”的裹尸布，然后再殓入写着“未发现腐败问题”的棺中，开个高规格的追悼会，给家属一点抚恤金，事情就算了啦。可是，老百姓并不容易糊弄，我们要怀疑，官员们收入不菲、衣着光鲜、动辄车马、八面风光，为何寿星公上吊——嫌命长？背后是否存在见不得人的猫腻？

　　更多的官员自杀，显然不是“ 精神抑郁”能够解释的。现在地方官员们已经形成了一个个牢固的利益联盟，其中“老大”、“老二”等身份等级分明，大官保小官，小官保老板，一级保一级，盘根错节，纠结成一棵参天大树。当某位官员出问题，可能波及整个利益链条时，他就可能“被自杀”，丢卒保车，牺牲“小我”。

　　官员无论是何种原因自杀，有关部门都应该多问个为什么，因为其中已涉及公共利益，不能匆忙之下盖棺论定，简单一句“精神抑郁”就让所有肮脏的秘密都随之灰飞烟灭，难让公众信服。

　　官员作为公权力的主体，不同于普通老百姓，他们由人民选举产生，选民有权了解官员的信息。公众要求获得官员信息是正常知情权，一点也不过分。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邵道生就曾经呼吁，“贪官即便是自杀了也要追查到底，也要将贪污国家的财产没收、充公，不能让其家人或同盟钻法律的空子。”（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