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记者 李建中

　　时间：“圆规”来临前的8月31日晚。

　　地点：紧张而忙碌的“防台”指挥中枢。

　　人物：你（决策者）。

　　……当然，你不是真正的决策者，但我建议读者您把自己想像成当时的决策者。现在是8月31日晚六点左右，当气象专家的意见汇集到你这里，身边的教委负责人正等着你拍板。停课或者不停课，Thisis the question（这是个问题）。资讯不够？那好吧，再给个提示：停课和不停课的理由五五开：不停课的理由是，专家确认台风正面冲击上海的概率小于16%，造成的风雨影响程度也很难预计。而停课呢？也是同样的理由。

　　停，或者不停，你是决策者，怎么选？

　　我相信，不同的读者参与这个“情景设定”的小游戏，会得到不同的答案。答案不外乎三种：一种是，“停课，以孩子的安全和健康为重”；第二种，“别说未必正面袭击，就算正面冲击，小孩子还能不上课？ ”第三种，“我们再研究研究……”不知读者会选择哪种回答，若是我，会更倾向于“停课”。虽然昨天的实际情况是：“圆规”在距离上海300公里的地方折向而去，市区多数地区并未出现狂风暴雨。

　　或许有人会站出来指责我当初决定的莽撞，但我扪心自问，我后悔8月31日晚上的决定么？答案是：不。因为，我始终清楚，停课决定一旦下达，会造成各中小学课程进度的混乱，会扰乱父母们的工作安排。但当我作为决策者做决定时，决定我心理的天平向某方倾斜的砝码，并非是对社会资源的衡量，而是——“父母之心”。

　　也就是说，作为公共政策的执行者，在遇到需要做决定的时候，要用对待自家孩子那样的心态，去考虑全体市民的孩子；当需要在社会资源和生命安全间进行抉择的时候，决策者能将“以人为本”，尤其“以孩子的安全为本”，作为第一要素。所以，我不后悔我的抉择，且赞赏这种抉择。

　　或许有人不理解，不如举个如今30、40岁人都曾经历过的相反例子。 1988年上海暴发甲肝大流行，当时我在杭州读小学，亦被波及。我清楚记得，甲肝暴发后，学校一天都没停课。每日里，大家在飘荡着消毒水味的课堂里继续上课、出操。之后，肝炎迅速传播，一个又一个，高年级一班级竟有1/3的学生感染上了肝炎。他们病愈后，从此成了我们的同学……现在回头看，“以孩子的安全为本”并非是决策者天生的偏重：他们可以公共财政为本，以教育进度为本，以家长工作为本，以社会运作为本。而选择了“父母之心”，实在是从自己和别人的教训里学到的珍贵的课程，是值得鼓励而不该讥诮的进步。

　　所以，虽然孩子们错过了上学的第一天，你也或许因此忙得焦头烂额。但是，当孩子疑惑地望着晴朗的天气询问你 “为什么昨天要停课”，你应该耐心地给他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可千万别没有好声气地回答他：你问我，我问谁？

　　否则，你的孩子将错过更重要的一堂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