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作家谢朝平被陕西渭南警方从北京家中带走，理由是“涉嫌非法经营”。谢朝平的作品《大迁徙》记录了三门峡移民的历史遗留问题，渭南地区移民是作品主角（扬子晚报）。

　　需强调的是，“非法经营”是写进《刑法》的，是刑事罪，而非普通的经济类罪名，所以对“情节严重”有着特别的要求，如上所言，其目标指向为社会秩序与市场经济秩序。但如何才算“情节严重”呢？《刑法》中未予明晰的规范，这就留下了一个空白处。《刑法》留下的空白，又非此一处，而要特别注意的是，凡此空白之处，皆为“欲加之罪”留下了解释的空间。譬如诽谤罪，就是被滥用得最多的。在谢案中，“非法经营罪”似乎有着类似的苗头。

　　出了本《大迁徙》，程序或可能违规，但情节有多么严重，多大程度上侵犯了社会秩序、市场经济秩序？题目是做大还是做小，就看“非法经营”如何被赋予最切合特殊需要的定义，就看《刑法》的空白处如何被特殊的需要而附加解释。

　　这是否是新的因言获罪案，我保留疑问。但不容否认的是，“因言获罪”案仍在间歇性发生，而且往往是在法律的名义下发生。究其根源，各类因言获罪的形态，有其共同的基础，即从法律中找出空白处，附加以特别需要的解释。所以，我有理由怀疑，“非法经营”会不会成为因言获罪案的新品种？在权力未予驯服的情况下，权力的特殊利益会不会不断寻找法律的空白之处，附加解释，在法律的名下对公民的言论实施特别的打压？

　　所以，扫除因言获罪的第一个步骤，就必然是扫除法律的死角。同时，对权力的天才创意需要充分的预估。（肖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