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傅尹

　　作家写书，“涉嫌非法经营”，就有点让人仗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细看报道，就觉得有点象秦桧给岳飞定的罪名一样：莫须有。

　　渭南警方从北京带走谢朝平是以“涉嫌非法经营”的罪名，律师周泽前往渭南市临渭区公安分局法制科了解案情，答复也是“涉嫌非法经营”。从谢朝平写书到自费出书、送书的过程来看，这和所有的著书人出书的过程一样，走的是正常程序，没有什么违法之处。

　　渭南警方真要追究什么人的责任的话，也是出版单位的责任。《火花》杂志社增刊有不合程序之处，按照规定，出版单位无权擅自出版增刊，出增刊需逐级上报审批，但北京编辑部没有这么做。谢朝平只管出钱出书，出版部门违规也好，不合法也好，与他有什么关系？再说，出版单位违规出版，按程序是它的上级主管部门查处的事，也不是你渭南警方要管的事。连事实主体都不清楚，这不是胡闹是什么。

　　千万别学伊春空难事件中抓错记者后，用警察是“粗人”来搪塞公众，损害人民警察的形象。其实，从报道来看，渭南警方确实做了一回“粗人”。到北京抓人，借口是“人口普查的”的骗开门，“粗”；不出示拘传手续，“粗”； 带走谢朝平的书稿、笔记本电脑、录音笔和U盘，不给家属留下清单，“粗”；定下事实不清的“涉嫌非法经营”罪名，“粗”。以这样的形象进京执法，实在不妥。

　　其实，渭南警察进京抓人的真相，看了报道的人都明白，无非是谢朝平写的报告文学《大迁徙》所写的内容反映了当地移民存在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惹怒了大权在握的一方土地。没有尚方宝剑，渭南警察岂能甘做“粗人”，又何必再去制造一起冤假错案呢。这样的事情已经见怪不怪。

　　悲哀的是，警察作为执法者，不以事实为依据，不以法律为准绳，反而为以权代法者助纣为虐，把自己降到“粗人”的地位，以“粗人”而自豪。司法独立，警察应该珍惜国家和人民赋予的权利，切实履行其职责才是，而不是某种权势的帮凶和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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