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海建

　　博弈了五年的手机实名制终于尘埃落定。实名自然有实名的好处，譬如打击手机色情信息、严防手机诈骗等，加之中国数以亿计的手机用户数量，以实名制强化监管也是大势所趋。按照专家的说法，除了防止商业广告的骚扰外，未来电子商务、定位服务都需要用户的身份识别，有了实名制后有管制地开放这些信息，将更好地推动手机网的发展。

　　就眼下的情势来说 ，纠结于手机实名制的利弊显然意义不大，最关键的还是监管者当撇清公众因实名制而遭遇的隐私风险。手机实名制的初衷在于保护用户隐私，减少不良信息，然而，在《隐私权保护法》或《个人信息保护法》呼之不出的现实语境下，实行手机实名制也许并不能纾解以上症结，反而可能加剧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此前，某些电信运营商从业人员向SP违规出售用户资料丑闻，便是最好的例证。

　　事实上，尽管手机实名制箭在弦上，但从程序正义到目的正义都存在一定的疑问：首先，手机实名制关涉个人信息采集、使用、管理，须有明确的法律授权，然而，《居民身份证法》并没有规定购买手机需要证明身份，现行《电信条例》则既没有规定实名购买程序，更未对公民身份证信息采集予以说明；其次，眼下而言，对公民最重要的两大信息就是身份证与手机号码，且这两者附加或衍生的社会功能日益宽泛，一旦这两者集中批量泄露，后果或许不堪设想。此外，即便从国际上来看，真正力推手机实名制的也只有韩国，欧美国家则存有较强抵制。对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事项，无论是制定政策还是具体执行，都应该相当谨慎。

　　而且，在IT界有个通识：技术革新远超政府管制更新的速度。手机实名制这堵防火墙，管住了君子，却未必防得住小人。笔者支持实名制，笔者也希望实名制能为手机等通信领域的河清海晏而激活制度的力量，但是，当务之急也许不是说服公众不要质疑实名制之弊，而是拿出诚意与实力，撇清公众因实名制而遭遇的隐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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