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晔

　　香港同胞在马尼拉惨遭劫匪枪杀事件震惊全球，一个原本应当是守护生命的警官，竟因一己之私利，丧尽天良，撕票泄愤；一群原本应当以呵护生灵为使命的警察，竟将血腥的枪杀现场当成景点，摆起pose留影纪念；一帮原本应当为生命代言的记者，竟强行要求打开逝者棺椁，抢拍照片……在菲律宾马尼拉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背后，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可能丧失的远远不止是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安全感”或是旅游收入的骤减，更重要的是，这些事件表现出缺乏对生命的珍视和敬畏。而对生命的这一基本态度，乃是超越国籍、种族、民族、年龄等人类全部差异的，因为它是人类或者生物天然的属性，是构成现代文明和政治的基石。

　　作为曾在马尼拉长期学习和工作的访问学者，至今我仍记得某天经过贫民区目睹的一个场景：一群流浪儿与几条狗，在KFC扔出来的垃圾袋中争抢弃食。在菲律宾，每一刻都展示了巨大的贫富差距，使得每一个在菲律宾生活过的外国人都不禁会问：“政府何为？国家何为？ ”。浅析个中缘由，大致有三：一是大量的贫困人口及其悲惨境遇，使得出生在这一环境中的底层百姓形成了为摆脱贫困，可以赴汤蹈火、杀人越货的念头。通过绑架、劫持来发财已从个案逐渐演变为社会矛盾爆发的常态路径。二是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官员，摈弃了执政为民的理念。所谓“东方的民主窗口”，在家族政治和严重贪腐的国家机器面前，俨然成为“皇帝的新衣”。三是宗教“宽恕”观念的误读。作为亚洲惟一的天主教国家，菲律宾的许多国民怀揣着一颗超越法律甚至道德的宽容心。之前因贪腐被赶下台的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在利益集团的驱使下，竟又重新被包装成总统候选人，赢得了758万张选票。或许，过度宽恕的天性，恰恰阻碍了菲律宾人对自身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的正视，反倒滋养了犯罪和日益腐败的政府。

　　对生命的敬畏感，来自对生命的爱护和尊重，来自对漠视生命者的惩戒，来自政府的表率，来自公民社会的教育，更来自身边每一个生命的遭际。

　　1932年，陶行知先生曾说：“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温总理在这届政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要让中国的老百姓活得有尊严”。只有这个民族中的每个人都有了对生命的敬畏感，生命才不会被漠视，我们自己也才能活得更有尊严、这个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时，我们才会对唐山、汶川、玉树、舟曲震动我们、教会我们的东西，感到欣慰。 （作者系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