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是做人的基础。百行以德为首，立身一败，万事瓦裂。在我国古代，把道德视为国家之根本。《左传》曰：“德，国家之基也。”张九龄说：“务广（扩张）德者昌，务广地者亡”，（《曲江集·第二道》）《十大经·雌雄节》中也有相似看法：“德积者昌，殃积者亡。”立德修身和“为政以德”之重要，可见一斑。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道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古人虽然夸大了道德在为政治国中的作用，但是，国家的和谐稳定、长治久安离不开道德。正是在这一点上，古人的道德观留下了有益的启示。

　　古代道德主要涵盖道、义、礼、仁四个方面。《吴子·图国》中写道：“圣人绥（安抚）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抚爱）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止则衰。”在董仲舒看来，“以德为国者，甘于饴蜜，固于胶漆。”是一件十分美好而又固本之举。管子认为，“畜（指统治）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融洽）。”（《管子·兵法》）否则，“国无义，虽大必亡；人无善志，虽勇必伤。”（《淮南子·主术训》）因此，“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吴兢《贞观政要·君道》）

　　对为官者来说，有无道德操守至关重要，在古人看来，“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战国策》卷三）这是因为道德与权威是紧密关联的。贾谊说得好：“德操而固则威立，教顺（和顺）而必（坚定）则令行。”（《新书·道术》）官无道德，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威信和号召力。难怪常璩在《华阳国志》中强调指出：“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为政以德最重要的一个体现，就是爱民、为民、利民。《尚书·大禹谟》曰：“徳惟善政，政在养民。”推行善政的目的，在于养护百姓。民惟邦本，本固国宁，正因为如此，所以“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心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确实，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当然，能否做到以民为本，关键取决于官员有没有公心，“治国莫先于公”，不去私立公，就得不到百姓的拥护。因此，先秦的管子告诫说：“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管子·戒》）汉代的刘向主张：“治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门则不言货利。”（《说苑·至公》）宋代的苏洵则说：“为一身谋则愚，而为天下谋则智。”（《审敌》）屈原十分推崇那些德高望重者，“秉徳无私参天地”（《九章·桔颂》），在他眼里，这些人与天地一样高大。

　　古人注重道德的养成和积累，强调须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尚书·旅獒》写道：“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当然，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念，但古人强调“为天下谋”的从政理念，还是值得现今为官者借鉴的。

　　还须指出的是，古人主张“德治”的目的，无非是使民“中心悦而诚服也”，或者说为了“得民心”。但光有“德治”还不够，还须与“法治”相结合。北宋文学家苏东坡虽然提出了“徳与法相济”（《外制集》）的观点，但毕竟不明晰、不系统，且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

　　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要靠教育，也要靠法制。法律是道德的最基本体现，道德是法律的精神基础。两者范畴不同，但各有其独特的地位和功能。道德是内在“自律”，具有启迪性；法律是外在“他律”，带有强制性。“德治”是“法治”的思想前提，“法治”是“德治”的升华和保证，两者互相联系，缺一不可。只有实现“德治”与“法治”的紧密结合，才能使诸多治国方略真正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