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1日起正式实施。这部被形容为“史上最严格”的控烟条例明确规定，包括办公室、会议室、礼堂、电梯等地点在内的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经营面积150平方以上或餐位在75个以上等商业场所，可以在条例允许范围内划定吸烟区。广州市一些主要公共场已采取相关措施展开控烟工作。（9月2日《新华网》）

　　人们对广州“史上最严”的禁烟条例有两个担心：一是担心造成不公——当一些人在公共场所吸烟被发现、被处罚，而另一些人没有被发现、被处罚；二是担心执行难，毕竟公共场所吸烟者众多，而警力有限，如果没有足够的执法者，条例就会落空。应该说，这两个看法具有普遍性，但我觉得存在认识上的偏差。

　　先说不公平。公共场所吸烟，不能因为有的人被发现了、被处罚了，而有的人没有被发现、没有被处罚，就认为是不公。就好像人们不会因为处罚了案发的罪犯，而没有处罚未被发现的，就认为存在不公平。给予处罚不是以其他人有没有被发现、被处罚为前提，而是法律的规定。

　　再说执行难。的确，“史上最严”控烟条例会面临执行难，因为执法者不可能看住所有的公共场所，而在没人看守的情况下，法律在执行过程中难免受影响。这跟纠正行人违章差不多，行人违章现象非常多，而交警部门又不可能把守各个路段。事实上，无论是纠正行人违章，还是公共场所禁烟，更多是靠当事人的一种自觉，而这种自觉全靠外在的强制不可能完成。任何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的执法人员也不可能多到可以看住所有的人。

　　有一个故事说，一个小伙子到国外留学，谈了一个外国女友。有一次二人逛街，遇到红灯，小伙子习惯性地闯过。女友因此跟他分手了，理由是，无法接受自己的男朋友不遵守交通法规。后来小伙子回到国内，谈了一个中国女友。也是一次逛街，遇到红灯。因为上次教训，停下来等绿灯。可女友还是跟他分手了，理由是，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木头疙瘩的男朋友，这样的人太傻。显然这不是执法难不难的问题，而是素质高不高的问题。同样，公共场所禁烟，最终还要靠提高当事人的素质。

　　但提高素质，并不是说不要法律强制措施。很多国家的控烟经验，无不是政府通过“立法控烟”来实现的。美国的禁烟从“政府大楼”开始，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立法过程，包括公共卫生吸烟法，各州制定室内空气清洁法等。英国2007年7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新的禁烟令，全面禁止在餐厅、酒吧、商店、办公场所吸烟，为更好执行禁烟令，政府投入重金培训管理违反禁烟令的特殊警察。

　　而中国早在2005年就加入国际《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民间控烟的呼声也此起彼伏，但政府对“GDP上的尼古丁”爱不释手，烟草财政让“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吸烟比例在上升的国家”。这时候，广州出台“史上最严”控烟条例，首先表明了政府的一种态度，即，公共管理部门应当在禁烟和控烟上切实行动。其次，它让公共场所禁烟师出有名。很多时候，对于公共场所的禁烟都是一种道德规劝，而道德规劝不具有强制性，难有成效。有了禁烟条例，就会让公共场所禁烟师出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