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我是刘震云!”“我是李洱!”借用电视连续剧《手机》中严守一的节目开场白，作家刘震云、李洱与读者们打了招呼，引起台下会心的笑声与掌声。9月1日下午，在北京新兴的“文青”聚集地——方家胡同46号，刘震云与李洱进行了持续两个小时的精彩对话，这是正在举办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文化交流活动之一。

　　刘震云以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一腔废话》、《一句顶一万句》等及中短篇小说《一地鸡毛》、《单位》闻名文坛，并因电视连续剧《我叫刘跃进》、《手机》的热播而广为人知。李洱则是风头正劲的60后作家代表之一，著有长篇小说《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及中短篇小说集《午后的诗学》等。2008年底，媒体报道称德国总理默克尔将德文版《石榴树上结樱桃》送给中国总理温家宝。而碰巧的是，刘震云与李洱都是河南籍的作家。

　　刘震云与李洱进行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就鼓励台下的读者踊跃提问，声称“这是一种更好的交流方式，比两个人瞎聊要好，你怎么知道你俩聊的就是别人感兴趣的呢”，台下笑声一片。紧接着，在轻松愉快的对话交流中，读者们领略了两位作家的风采。

　　作家的生活正在简单化读者们通常都对作家的生活经历感到好奇，但是李洱坦言“没什么东西可讲”，他说，“从我们这批作家开始，好像作家的生活经历都变得比较简单了，上学，然后开始写小说，然后大学毕业，然后找工作，然后继续写小说，很简单”。对于受到默克尔青睐的《石榴树上结樱桃》，李洱笑言，“实际上《花腔》在外面的影响要大得多，只是默克尔没有看到。”

　　相比而言，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刘震云的生活经历要丰富得多，14岁的他就当兵，去了遥远的甘肃酒泉，排长问他，想家吗?他说，“不想家，当兵可以吃白馍，将来还能娶媳妇”。对农民生活的深切体察与后来城市生活的独特感受成就了他的《手机》，成就了人们津津乐道的“严守一”、“黑砖头”。

　　刘震云认为，文学在生活中存在的意义，是起码能够使另外一个民族的人通过文学，可以接触到这个民族的内心情感、人际交往的特点，还有内心深处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

　　从“二”中看到“一”

　　这次对话交流的主题是“有一说一”，刘震云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读:“什么叫做有一说一?稍微有一点智商的人，在生活中都不会有一说一。有一说一就是‘二’。”刘震云用“二”来形容眼下模糊难辨、似是而非、是非不分的社会生活，比如超女像男的、快男又像女的，男的唱女声的也大受欢迎……所以，他说，“我觉得《手机》还是写出了别的电视剧没有的东西，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勾连起来，严肃社会向娱乐社会急速转化，种种不适与尴尬，矛盾与冲突……结果就产生了一批有点‘二’的人，包括严守一、费墨、黑砖头，还有沈雪、李燕。”

　　李洱联系当前电视、互联网等新技术对生活的影响，谈到了作家在当下的使命。“我举一个例子，菲律宾营救人质失败的这个事件中，大巴车里有一台闭路电视，歹徒和在场的人质同时通过电视机看到了直播。也就是说在此时此刻，歹徒他第一次当上了一个新闻主角，第一次参与到整个新闻流程，他既是观众，他又是主角，而且他通过电视看到了警方将他弟弟逮捕作为整个谈判的筹码。当这个直播进行的时候，实际上所有的人，电视制片人、观众都同时成为歹徒和人质，所有的人都参与了对大巴车上这几个人员的屠杀。

　　“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电视直播的时代，所有的人和物之间的关系，一种虚拟的或者现实的关系，需要重新洗牌。故事发生的方式，故事传播的方式，故事作用于人的方式，读者和作者和批评家，在此需要同时具有多种身份，完全三位一体式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人实际上是非常孤独和无所依靠的，人之所以无法有一说一，是因为有一说一带来的伤害太大了，会受到很多威胁，无法获得正当的利益，但是作家有一个使命，要在‘二’当中看到‘一’。

　　“当前的整个现实对作家实际上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这个时代所发生的故事，是另外一个时代所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这个时候作家遇到的写作挑战实际上比曹雪芹那时候难得多。”

　　谁最让他们咬牙切齿

　　有读者问李洱看过《手机》没有，最喜欢、最咬牙切齿的人物分别是谁。李洱说，他更喜欢小说《手机》。这部小说第一次把“手机”作为一个文化史上的关键词写入了文学作品，这是非常重要的。“至于咬牙切齿，我想作家不会对某一个人恨得咬牙切齿。因为他必须在写这个人的时候，写出合理性。而在写这个合理性过程当中，他已经预先原谅了这个人，所以他不会咬牙切齿。我们常说作家如果能碰到一个好女人的话，他是非常不幸的———因为一个好女人实际上没有东西可写，作家尤其喜欢不是很好的那些女人，在作品当中，他反而有这个写作的余地、空间。作家喜欢这些比较复杂的人物。”

　　一语说完，刘震云点头称是，“说的比我写的都好”。他补充说，“写复杂的人比写单纯的人要容易。凡是作品里出现的人物，都是作家喜欢的人物。我好不容易写本书，讨厌的人物为什么让他来出现呢。喜欢与讨厌并不一定是以社会道德为标准，喜欢也可能是因为人性里的东西，比如潘金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