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55岁的谢朝平被陕西渭南警方从北京家中带走。带走时，警察口头留下一句“涉嫌非法经营”。8月30日，谢朝平的律师周泽从警方获悉，“非法经营”是因为谢朝平自费出版了1万本纪实文学《大迁徙》，那是谢朝平三年的采访成果，记录了三门峡遗民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渭南地区的移民是作品主角。（《新京报》9月1日）

　　2008年的1月，因为刊发了一篇批评报道，法制日报旗下的《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遭受辽宁西丰警方以“诽谤罪”立案侦查，警方进京抓记者。而谢朝平的遭遇与朱文娜何其相似，他是检察日报旗下《方园法治》杂志记者（现已辞职），也是因为写了批评和揭露地方政府腐败的纪实文学，遭到渭南警方的追捕，这次罪名是“非法经营罪”。

　　非法经营罪，是指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或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以及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当然，在司法解释中，非法出版图书的行为也可以定为“非法经营罪”。不过，谢朝平的行为显然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因为出版《大迁徙》一书是以《火花》杂志2010年增刊的方式出版的，而《火花》杂志是国家正式批准的杂志，至于《火花》杂志在出版增刊时没有报上级审批，那是杂志社的事情，跟作者谢朝平有什么关系呢？再者，非法经营罪也要求行为人主观上要有牟利为目的，谢朝平为出这本书，自己支付5万印务费用，并且是免费送给移民，他何来的“牟利目的”呢？

　　上述疑点，渭南地方政府和警方无法解释清楚，其实他们根本也不需要解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根本不在意谢朝平所谓“非法经营”行为，而是《大迁徙》这本书中的相关内容深地刺痛了他们的心。据《大迁徙》序言作者龙平川（《检察日报》记者）在序言中介绍，《大迁徙》“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牵涉政治、经济、文化、法治、民众心理等等方面的观照，让我们找到我们生存的社会的痼疾，并探讨治疗的处方。”“又一重意义在于对贪腐的揭露和深恶痛绝，代表了普通人朴素的情感。”当年，《大迁徙》的相关内容就准备在《方园》杂志刊登，但无奈给撤下了，因为渭南的“灭火队”来到了北京。所以，如果说谢朝平是“非法经营”，那只能说他未经渭南地方政府批准，经营了“地方政府的难言之隐”，说出了真相。

　　很显然，这又是一起典型的“以言治罪”的案件。但这次，他们为“以言治罪”披上了“非法经营”的外衣，因为，直接“以言治罪”的“诽谤罪”在今天的社会已然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人们对警方动辄以“诽谤罪”打击报复记者和举报人深恶痛绝，渭南警方不愿也无法证实《大迁徙》内容是虚假，何况，“诽谤罪”是自诉案件，警方抓捕师出无名。再者，按照最高检最新的规定，“诽谤罪”的逮捕要由上级检察机关决定。因此，渭南警方干脆对“诽谤罪”进行了升级，搞出个“非法经营”来声东击西，既让作者背负经济犯罪的恶名，又逃脱“以言治罪”的谴责。

　　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诽谤罪”的升级版本频频出现，远有《网络报》记者关键冠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罪名，近有《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被遂昌县戴上“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帽子，和谢朝平被泼上“非法经营罪”的污水。所有的这一切表明，在权利制约权力，司法独立缺失的情形下，“以言治罪”的大棒不断地变换花招，不断进行升级，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记者和公民的监督权利和言论自由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