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郑州9月2日专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唐际根2日向记者呈现他的研究成果：鲁潜墓志和“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石牌应该不是假的。

　　鲁潜墓志诸多细节难以造假

　　唐际根说，鲁潜墓志和石牌的真假，对曹操墓定性至关重要。

　　唐际根说，认真研究鲁潜墓志后发现，鲁潜墓志不可能造假。墓志中与文字相关的各个方面均真实无疑，其文字结构、字体、用辞和“表达式”没有造假，墓志中的年号和官名也没有造假，墓志中提到的人物和地名更是难以造假。

　　对比鲁潜墓志与早年河北省文物部门收藏的西门豹祠后赵建武六年勒柱刻石，唐际根发现，凡是二者“互见”的文字，其文字结构都是一样的。

　　唐际根认为，鲁潜墓志14行126字的字体没有造假。他说，后赵时期正处在“由隶到楷”的过渡时期，官方书写文字，离隶书已有较大距离，而真正的楷书尚未出现。鲁潜墓志可以说是标准的过渡时期的书体。

　　唐际根说，鲁潜墓志中的人物难以造假。墓志中提到三个人物：鲁潜（字世甫）、解建（字子泰）、魏武帝。鲁潜其人在文献中有零星记载，其中《晋书》中提到此人系“晋都尉”，细读原文“晋都尉鲁潜叛，以许昌降于勒”后知道，鲁潜的确曾是晋的都尉，后来投降了石勒。墓志中的这个后赵鲁潜居然严格地“印证”了文献。

　　他认为，鲁潜墓志中的地名更是难以造假。墓志中提到数个地名或地名表达式，如渤海赵安县、高决桥、陌西、上党等。已有学者就赵安县、高决桥、陌西等进行过讨论，证明所有表达均符合当时的地理和习惯。其中赵安县虽未见于古代地理志，但据学者研究，很可能取“赵国安宁”之意，是后赵境内的地名。现失载于文献，正好补史之不足。

　　出土石牌地层不可能造假

　　唐际根指出，认定“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8枚石牌是真品，并非仅仅根据文字本身的结构、书体、词汇以及文字内容，更重要的是，这些石牌上有明显的历经千年形成并附着于石牌之上的土垢、水垢和这些文物的考古地层关系。

　　他说，“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是石质的，历经长时间后，其器身或器表变化与玉器相似，一般会在器表形成一层“膜”，局部还会形成“皮垢”，甚至发生明显的颜色变化（玉器称之为“沁”）。这些变化是新的石制品所没有的。即使假造出来，也很容易识别。因为自然生成的“膜”或附着的“垢”都是“深入”到器物体内的，而假造的“膜”、“垢”、“沁”等只停留在器体表面。

　　唐际根称自己曾经仔细观察过每一件曹操墓出土石牌的器表变化，确信这些变化均不是“浮在表面”或“粘在表面”的，而是“渗在”或“长在”器体上的。他建议大家认真观察一下已经公布的“魏武王常所用”石牌照片，每一件的表面都有一些明显但非常自然的“膜”、“垢”和“沁”。

　　唐际根说，最能够证明“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石牌不是假造文物的，是这些文物的考古地层关系。不同时代的物品，都有自己的地层，地层内的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如果原生地层关系受到人为破坏，是完全可以观察出来的，后世的人为地层几乎可以一望而知。

　　他举例说，曹操墓中盗墓分子所形成的盗洞，以及他们下到墓葬中挖开原生地层形成的现象，考古学通常称之为“盗坑”。曹操墓的考古工作是按程序操作的发掘，8枚石牌中，多枚出自明确的地层关系中，其中1枚还出土于朽烂的漆器之下。这样的考古地层关系，不可能造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