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海建

　　如果从舆情民怨或社会危害的角度来看，“炒房入罪”似乎是个大快人心的命题。每当房价飙升而宏调乏力之时，“炒房入罪”的声音就会伺机而起，越发清晰。在某些人眼中，以法律遏止炒房行为，即便是饮鸩止渴，也情有可原。

　　不过，在法治社会，法治的终极价值在于公平正义，而不在于逞一时之快令规则摇摆。诚如专家所言：一个《刑法》第225条，就足以映衬“炒房入罪”的荒谬。将产权属于自己的房子合法合规地转卖出去，从中渔利，哪里谈得上“非法经营”呢？在带有计划烙印的“投机倒把罪”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如果再横空出世个“炒房罪”，无异于逆流复辟。更可怕的是，与投机性购房的危害相比，以法律手段打击民间投资积极性、阻碍市场的正常流通，最终赚钱的所有行当都得回到行政权力的老路上来。一个“炒房罪”，也许可以成为反市场经济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公民个人炒房之所以风生水起，既有房地产市场的病因，也有营商环境恶化的背景，真要“入罪”的，倒不是公民个体的炒房行为，而是职能部门对房地产市场的有限责任：为什么闲置土地没有收回？为什么房贷新政屡被消解？为什么房价统计迷雾层层？为什么土地财政生生不息？

　　房价上的事情，终究是个供需难题，有限而稀缺的资源自然就容易衍生出炒家产业链，这和黄金等贵金属无有二样。问题是，我们买不起房子、或者我们住不上房子，是炒家的责任吗？为富不仁是个道德概念，道德上的事情不能上升到法律。说“炒房入罪”听起来很美，是因为这个主意一旦实施，我们面临的问题，将远比房价更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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