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锦华

　　研究世界各国历史，可以发现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这就是凡是追求富国强兵的国家，适应世界潮流、实行对外开放，不断调整和完善开放理念、政策和方法，制定相应的内政改革举措，消除不适合本国国情的负面影响，这个国家就充满生机和活力，经济发展，国力昌盛，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即使国土疆域不大，也能登上世界舞台，在全球博弈中建立强势地位。相反地，只重个人统治，实行劣政治理，视对外开放为洪水猛兽，甚至闭关锁国，就必定背离世界潮流，思想保守，国家机体丧失活力，不能与别国互通有无、互惠发展，经济社会状况每况愈下，人民生活难以改善，在世界格局中处于劣势地位，直至被强国欺凌宰割。

　　这个历史现象，在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尤为明显，成为五百年世界舞台上的主旋律。 2006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12集电视纪录片 《大国崛起》研究各国兴盛的治国理念，一个核心的因子就是对外开放。当然，并不是所有实行开放的国家都是成功的，其中有些国家借开放之名，行对外侵略扩张之实，是背离科学意义上的开放范畴，是人类发展中的一种邪道。开放中的更多国家由于治理不善，经济社会得不到有效发展，国力不强，不能识别和有效抵御国外侵略势力的种种阴谋活动，进而导致国家停滞、衰败，甚至沦为殖民地，则是不成功的开放，在各大洲都有。开放兴国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民族觉醒、统治者英明和人民大众奋发图强的精神，应是正确地实行对外开放、接纳外来积极影响的核心因素。

　　中国历史上的汉唐盛世，由多种元素促成，其中对外开放、汲取人类进步文明，引进、消化和共享世界经济、文化、科技资源，在开放中拓展发展空间，增强活力，无疑是最重要的元素。汉唐以下的历代中兴岁月，无不与对应朝代实行开明、包容政策成正相关效应。由封闭导致国家与社会逆势而行，国策反动、积贫积弱的历史教训比比皆是。中国在晚清时期国力一落千丈，由世界首位大国败落成受西方列国和日本侵略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根子并不完全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一百年，而是应当溯源到18世纪后半叶的乾隆盛世。

　　乾隆十五年，即公元175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32%；从乾隆三十一年即公元1766年起，每年国家财政库银都在6000万两以上，为年度财政收入的1.5倍，其中乾隆三十七年更多达8000余万两；到乾隆五十五年 （公元1790年）中国人口达到三亿零一百四十八万，占到全球人口的31%。乾隆在位的60年，正是英国产业革命兴起的60年。中国巨大的经济实力和积聚的财富，人口众多的庞大市场，吸引了世界眼球，特别是经过率先产业革命、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的英国高度重视。 1792年9月，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出由马戛尔尼率领的使团到达中国，提出通商交好八项建议，中心是在中国设立新的港口、商埠，实行交往贸易。乾隆皇帝不察世界大势，拘泥于晋见礼仪而争执不休，以至颁旨称“于礼节多未谙悉，朕心深为不惬”。谈判不果，最后乾隆在给英国国王的敕谕中，逐一驳斥和拒绝英方的要求，声称：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天朝抚有四海”， “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至于恳请派驻华代表一事，乾隆答称： “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并说此例一开，其他国家仿效， “岂能一一听许？此事断断难行。”乾隆的答复，最终关上了和平通商的大门。时隔不到半个世纪，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向国会发表演说，对华态度强硬，并于1840年派遣海陆军25000人、军舰16艘，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广州、厦门、定海大门。由西方列强和日本武装入侵开始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外交接踵而至，中国成了世界上由于拒绝开放通商而遭受侵略，进而导致国势急骤没落的全球唯一大国。

　　与中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与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仅仅相隔13年，即1853年7月8日，美国佩里率领的四艘舰船到达日本江户湾 （今东京湾）的浦贺冲，要求开港通商，惊动日本朝野。第二年，佩里再次率舰访日。幕府鉴于中国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决定放弃实行200多年的 《锁国令》，与美国签订 《日美亲善条约》。 14年后，日本明治维新开始，提出 “脱亚入欧”的治国理念，制定 “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目标，以全面开放的姿态快步走向世界，并迅速成为20世纪亚洲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工业化国家。这里我要强调说明的是，我举历史上的这个事例，是 “春秋责备贤者”，丝毫没有苛责前人的意思。我对乾隆皇帝对中华民族所作的巨大贡献一向怀有敬意。我所以举例分析，意在鉴古知今，探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弯路及其教训，更好地用以指导今天的开放实践，更加自觉地实践和完善中国的发展模式。

　　中国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上半叶的国力式微，民族危亡、人民饱受苦难的种种遭遇，唤醒了中国的几代仁人志士，激励他们睁开眼睛看世界，学习和研究西方的先进理论和科技、教育，并用以指导实践，奋起抗争、浴血战斗，以求中华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这个过程长达一个世纪，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历史才改变航向，中国以独立自主、统一大国的全新姿态面对世界，特别是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更使中国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引得世界刮目相看。中国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成为推动中国大步走向世界的两个巨大轮子。改革与开放内外结合、相辅相成。从治国的理念、路线、政策上讲，全国是统一经济体，改革开放的政策覆盖全国城乡，其中在部分地区实行的优先、优惠政策属试点性质，并不具排他性。实践的结果，全国却差异很大。一般地讲，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快、变化大。相形之下，内地中西部地区就不同程度地发展滞后。这其中的原因，我认为对外开放度的差异，是最重要的原因。

　　2006年11月，西南经济协作区开会，我应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同志的邀请到会讲话。我在讲话中集中阐发了西部开发重在对外开放的观点。我强调说，东西部开放差异导致的发展差距，值得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我以浙江宁波为例作了分析对比。宁波古称明州。早在公元7世纪的唐朝，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四大港口之一，主要对应日本，发展海外贸易。宁波没有自然资源，市场极小，现代工业基础也十分薄弱，同西部地区六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资源、市场和工业基础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 1985年宁波被批准拥有外贸自主权，当年进出口总额仅1000万美元。 20年后，由于他们坚决实行对外开放，依靠和运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2006年的对外贸易总额达到400亿美元，比西部六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总量还要高出1倍左右。造成这个日益扩大的差距，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开放。

　　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曾经讲过，上海是中国的王牌，要打好这张王牌。我的理解是，鉴于当时全国的改革开放有点停滞，大局急需突破，实现新的跨越。他建议中央开发开放浦东，中央批准了他的建议。上海从此注入新的、更高层次的开放元素，以全新的姿态快速发展，并卓有成效地带动了长江三角洲和全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上海这张王牌，只有放在世界牌桌上，才能在开放和发展上作出大文章。我由此想起了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的著名口头禅：开放是美国的王牌。这一语中的。研究美国历史，从门罗主义到主导经济全球化， 200多年的持续发展、国力强盛，主要是靠了开放吸引全球的优秀人才、自然资源和广阔市场，不断积累财富，壮大国家实力，形成优势地位。

　　开放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课题。世界在变，中国在变，开放的内容和形式都在变。但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开放是国家强盛之道的必由之路没有变。我们应当持续不断地学习和宣传开放历史，总结和丰富当今的开放实践，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放事业推向前进，让中华民族大步融入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我对开放这个课题关注已久，一直在搜集和阅读相关书刊资料，总想写点感受心得，无奈年过八十，精力不济，迟迟不敢动手。 2009年1月，我约了综合开发研究院 （中国·深圳）的唐惠建、谭刚、冯苏宝、张玉阁四位同志，议论这个课题，探索古今中外对外开放的普遍规律。他们表示同意并愿意共同研究。我们先后历时一年多，集中讨论了三次，拟订了课题研究宗旨、论述体系和撰写大纲。我还审阅了大部分章节内容，设想把它撰写成一本学术著作，用以推动各界人士更加重视研究和实践对外开放，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不仅有硬实力的基础，还同时拥有相应的软实力支撑，继续探索和完善中国的发展模式，以更好地吸引人、感召人。这个初衷，我认为是符合时势、切合国家和社会需要的。我自荐为本书的课题指导，并把有关认识和构想如实写出，以求教于广大读者。是为序。

　　（此文为 《开放与国家盛衰》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