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刑法修正案（草案）》，建议对13项非暴力性经济犯罪取消死刑。牟新生委员更是提出，贪污贿赂罪的惩治以不适用死刑为好，政治上彻底剥夺其权力，使其不能运用权力作恶，再加上经济上处罚，足矣。（9月2日《南方周末》）

　　此前，全国人大法律委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光权也表示，死刑不适用于非暴力的犯罪、单纯的财产罪或者经济犯罪，可能是未来中国刑法修改的方向，以后取消死刑的步子会迈得大一些，像经济犯罪的死刑都应该逐步取消。（8月30日《检察日报》）

　　死刑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严厉的一个刑种，当然应该取消。随着我国尊重人的生命权意识的不断提高，减少死刑适用范围，逐步取消死刑，也已经成为我国法律专家的普遍共识。但是，尽管减少死刑直至取消死刑是司法文明的体现，尽管全世界已有上百个国家取消了死刑，尽管当前国外现在规定或实际适用死刑的国家只占20%多一点，尽管取消一系列死刑罪名是“与国际接轨”的表现……“经济犯罪取消死刑”这一观点甫一推出，还是立即遭到了公众的质疑和反对，何也？

　　原因无他：任何改革都不能忽略我国国情，经济犯罪“死刑存废”也是如此。我相信，公众不是不知道这些国际司法的大背景大趋势，也不是反对进一步尊重人的生命权，主要是因为当前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势头依然高发，各类经济犯罪现象依然猖獗。他们担心的是：有死刑，贪官污吏尚且如此，取消死刑会否更加肆无忌惮？基于此，在腐败越演越烈，反腐局势异常严峻的情况下，提出免除贪官死罪，无疑会给贪官壮胆，甚至打击政府反腐决心。

　　公众如此没有信心，只说明当前我国对贪官的刑罚不是重了，而是轻了。比如，从《刑法》规定的最低实刑看，百姓盗窃500元就可能被判处3年的徒刑，官员贪污受贿要5000元才有被判处2年徒刑的可能；百姓盗窃3万元就有被判处死刑的可能，官员贪污受贿10万以上才有被判处死刑的可能。这是立法，现实中，众所周知的是，贪污受贿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大有官在，但很少有被判处死刑的，代替的大多是死缓，而死缓制度也未发挥最大作用，贪官们还可通过减刑假释早点“复出”，这些已经让经济犯罪死刑形同虚设。在此前提下，提出取消经济犯罪死刑，不就等于把免死作为“福利”直接送给落马贪官吗？

　　由此可见，取消经济犯罪死刑不是在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下都可进行的。要让取消经济犯罪死刑获得公众的支持，就必须是在权力得有效制约、腐败势头得到有效遏制的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有效制约”和“有效遏制”前提应是，权力有真实而完善的约束机制，腐败不需要完全倚靠严刑来遏制也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只有这样，取消经济犯罪死刑才能从根本上获得公众的支持。

　　从这个角度看，现在不是讨论免除经济犯罪死刑的时候，而更应提出对其严打重罚。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提出：“对严重的经济罪犯、刑事罪犯，总要依法杀一些。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判死刑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我以为，这样的论述，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