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 著】

　　上期回放：

　　除了木刻家外，对黄永玉交相称赞的颇有几位当时声名显赫的诗人、小说家，如臧克家、萧乾、端木蕻良等。

　　“野马”或“急流”一般的黄永玉，其黑白艺术乍一亮相，给文艺界带来惊奇，却也令有的人为之诧异，引发非议、指责和公开批评。最初的指责与批评，与后来“文革”期间遭遇批斗和“黑画”风波冲击，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在他的漫长艺术生涯中，这一经历毕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这一经历又不限于个人。

　　据臧克家所述，抗战刚结束后在上海期间，黄永玉的木刻艺术在赢得好评和欢迎的同时，就已经招致了对他的注重形式美的非议：“永玉的影响慢慢地大起来了，连英国人也找着去买他的木刻。另有一部分朋友却认为他的作风，他的影响，是不健康的，起先只是窃窃私下议论，到后来，有人写文章批判起来了。于是永玉的木刻，就成了争论的中心，其实这争论的双方不过借了永玉的作品作为自己见解的表现而已。拥护派的朋友们说：‘黄永玉的木刻是艺术品，不是木板子上的标语口号。’反对派的朋友们说：‘黄永玉的木刻是超现实的静的画面，不但没有斗争性，而且冲淡了它。’”（《永玉的人和他的木刻》）

　　黄新波一方面肯定黄永玉的创作，但另一方面也认为黄永玉应该警惕“资产阶级颓废艺术的形式”，注意“加强生活思想的锻炼”。

　　比较集中的公开而严厉的批评，是在1952年黄永玉举办了第三次画展之后。据黄永玉当年所写检讨与自辩称，发表在香港的左翼报刊《大公报》和《文汇报》上的批评文章共四篇，作者署名分别为谈真、董今、白思、李霜白。遗憾的是，2007年7月在香港《大公报》资料室，我只查阅到白思发表于《大公报》的文章。

　　白思的文章题为《黄永玉“告别”了么？》，侧重于对黄永玉形式主义的批评：“我记得去年黄永玉先生曾在思豪开过一次画展，在同一个时候，他还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洋洋数千言的自我检讨，对他过去在艺术上走过的形式主义的创作路线，作了似乎很严厉的自我批评；还坚决地表示要向那旧的一套告别。虽然，那次画展中仍然充满了他要‘告别’的东西。”

　　针对来自左翼文艺界的批评，黄永玉先后两次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文章，一方面自我批判，一方面也为自己辩护。

　　第一篇文章《批判自己的创作偏向》写于1951年1月4日，发表于同月7日《大公报》。黄永玉首先承认对于他“改造自己”存在一定难度：

　　改造自己，向自己决斗开火，是一件最艰苦的工作，因为对手是自己，常常存在着侥幸的，讨价还价的，珍惜过去所得的些微成就的念头。我进步的太慢了，这说明我过去承袭资产阶级的遗毒极深，以致现在得花出十倍于别人的力量来进行和自己的这场搏斗。（《批判自己的创作偏向》）

　　他回顾自己不同阶段的艺术探索和存在的问题。在谈到变形与夸张的艺术把握问题时，他反省道：

　　这个问题出在我对于艺术的错误评价，变形与夸张混为一谈上面。这种艺术产生的基调是病态的，颓废的，离开了写实基础的绘画，便会落入一个狭窄的陷阱里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是需要夸张的，但绝不是变形。适当的夸张能使角色的典型性格更为凸出明朗，变形却使主题流入一个不可解的地步里去。（同上）

　　1951年正是内地掀起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高潮之际，诸多从旧时代走过来的文艺家、学者，几乎都于此时撰文自我解剖、自我鞭挞，以告别“旧我”，塑造“新我”，跟上新的社会主义时代。仅在同一时期香港《大公报》上，我先后查阅到吴宓、丰子恺、沈从文、林徽因、萧乾、马连良等文化界人士的检讨与反省文章。此乃一时潮流。尽管黄永玉尚属年轻之辈，但毕竟是在旧时代成长、发展的艺术家，他同样需要用颇为严厉甚至苛刻的词汇，来表明对自己艺术风格乃至个人思想、性格的反省。

　　下期预告：

　　人们常说黄永玉是“鬼才”。其实，还不如套用黄新波当年的评语，这是一匹从未被驯服的“野马”，一道总在跌宕起伏的“急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