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磊

　　从字面上来理解，“刁”，是狡猾的意思。刁民，是官民对立状态下官员对不听话民众的称谓。这个词语的问世，骨子里透露出来的，除了高高在上的志得意满，还有对普通民众的不屑与反感。但，平心而论，狡猾本身是一个中性词。所谓刁民，自然是民众中的聪明人。这些人不好对付、不好糊弄。他们往往比一般人具备更开阔的视野，也具备更多的手腕。正是有了这种素质，刁民让官老爷看起来是如此地不顺眼。

　　中国需要刁民，无论昔日中国还是今日中国。昔日的刁民，往往能够推动历史的进步；今日的中国，刁民身上往往能够折射出一种金子般的精神。他们要么为民请命，推动政府改变决策方式，要么不畏强暴，敢于同地方豪强势力作斗争。还有的所谓刁民，用自己的远见卓识同践踏法律、蹂躏正义的官僚作了不懈的斗争……这些人，不仅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更为当代中国迅速进入公民社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们身上的榜样力量，吸引了大批的追随者，赢得了大批的同情者和感叹的声音。

　　在这种背景之下，所谓刁民精神，其实是一种维护公正和正义的光芒。这种精神，正在并将会照耀当代中国。

　　毫无疑问，高耀洁就是一个刁民。

　　知道高耀洁老人，是十多年之前。那时候的《南方周末》，曾经不惜一个版的篇幅报道了她的故事。最近十多年来，高耀洁的名字偶尔也见诸一些报端。—————一个老人，不惜十多年的光阴，为千千万万素不相识的艾滋病人和卖血者奔走呼号。这期间，她面临着种种责难和痛苦。记得2006年，79岁高龄的高耀洁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我已做好自杀的准备”。她身上所展示出来的这种勇气，这种对种种非难不屑一顾的豪气，说到底体现出的是对人间道义的认同和向往。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但是，就现实而言，却绝非一个转型所能概括得了的。在这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各路刁民英雄们屡见不鲜。相应地，大批的“刁官”们为此头痛不已。这是一种让人感觉快意也同样痛心不已的现象。刁民的大量出现，本身说明转型的复杂与痛苦。贫富差距的扩大、不同声音的喧嚣、既得利益者的志得意满、被社会遗忘角落的郁闷与焦躁……这种种现实，让人感觉光怪陆离而又实实在在。可以说，刁民们既是当代社会的一分子，刁民本身又是当代中国的大背景之一。刁民们身上表现出的固然是一种可贵的精神，但，我们却宁愿这种可贵的人越少越好。这是因为，刁民们的大量出现，本身也正说明当代中国法制的不健全和秩序的混乱。

　　中国的刁民当然绝不仅仅只是高耀洁老人一个。高耀洁之外，还有更多的勇敢者。这些人中间，有官场内的另类，也有真正由选民自己推荐出来的人大代表，还有一位57岁的老汉，向法官发出《决斗书》，以“原始丛林法则”挑战现代司法。九年官司，不满两次判决，用“网络风暴”推动法院重审。这些人，都是铮铮铁骨的中国公民。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勇于向残酷挑战的勇气。

　　江苏文艺出版社日前推出了《生命之痛Ⅱ：中国需要更多“刁民”》一书，该书由凤凰卫视主持人曾子墨主持，是一本凤凰卫视的对话录。与曾子墨对话的，有“中国防艾第一人”之称的高耀洁，还有每月工资四十元、辛苦耕耘一辈子，却在领到八百元补偿金后被清退的代课教师杨贤玺……这些人，被我们社会上的很多人视之为刁民，却实实在在是社会的脊梁。

　　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写道：“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其实，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些所谓的刁民，本身也在用自己的努力在实践着这种脊梁的精神。

　　刁民，意味着权利的觉醒和公民社会的可能。基于这种背景，这个社会的一分子，我们应该向“刁民”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