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华

　　8月29日下午方舟子打假遇袭一案，至今未破。方舟子打假在当下的现实环境里，已经成了一个公众话题，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英雄，也有个别人认为他是自我炒作者，有人喜欢他，把他当偶像，也有人憎恨他，甚至动用了暴力。毫无疑问，损人利己的造假必须制止；毫无疑问，赤裸裸的暴力已经突破了一个正常社会的底线，不可容忍。但是，在各个领域造假肆虐横行屡打不止的时代，到底应该如何打假？我们不妨听听另一种声音。

　　方舟子被打了。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有人报复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得罪过太多人。为什么得罪人呢，因为他打假。

　　打假就该挨打吗？当然不应该。打假是好事，是为民除害，是洗涤人类的生活环境。采取暴力方式反扑，已经触及社会生活的底线，必须予以谴责和惩罚。方舟子打假十余年，可以说硕果累累，多少像唐骏之类的知名人士被他揭穿了画皮，露出本来面目。想象一下，若没有方舟子，泛滥于社会各界的造假风、吹牛风会恶劣到什么程度。方舟子和他的追随者们当然不能根除这些东西，但有些人会因为方舟子们的存在而有所顾忌，有所收敛，这就是方舟子的贡献。

　　不过，在谴责暴力之余，我们也要反思一下打假本身。

　　有力量，更要有技巧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方舟子曾慷慨激昂地说：“有人说我偏执，这要看怎么理解，如果说做事认真叫偏执，那我就偏执了，而且还会一直地这么偏执下去。”

　　这可以看作是一个被激怒的普通人的宣示，也可以看作一个英雄的勇往直前，但方舟子的偏执的确存在。

　　在方舟子的最重要阵地———新语丝网站上，有一份他亲手炮制的《中国不良记者名单》，他认为这些记者“一部分是枪手，‘妄图造谣加害’，另一部分就是软文写手，专门给虚假产品摇旗呐喊”。浏览一下这份名单，会发现很多南方报系中人，其中鄢烈山、徐列等人赫然在列。我读过鄢烈山写的《警惕方舟子，理解方舟子》，只是一篇中肯的评论而已。连这样的文字都被方舟子视为造谣，甚至将作者称为“不良记者”，令人匪夷所思。而在方舟子被打事件发生后，鄢烈山第一时间在自己的博客里转贴了《南方日报》的评论：《声援方舟子便是声援我们自己》。央视主持人柴静在博文中也曾说：“我和方舟子曾经因为干细胞研究一事，有过争论。之前我们有过多次节目的合作，不影响他很激烈地批评我。”

　　在方舟子的被打对象中，有些并不都是像唐骏之类的明显造假，甚至还存在很大争议，方舟子便言之凿凿地将对方视为造假者与伪科学了。在打假技术上，方舟子惟“科学”的马首是瞻。科学当然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但有时候，还处在发展中的“科学”真的不一定能解决所有问题，方舟子激烈地反对中医和全息生物学，他说“全息生物学在生物学界被公认为伪科学”，我对这些专业范畴的东西不是很了解，但直觉告诉我，此话说得太绝对了吧？谁能代表生物学界？如果我说“文学界公认古体诗不算文学作品”，是不是要挨炮轰？

　　有力量，却有时候却缺乏技巧。这既是方舟的偏执，又是他的软肋。

　　从“打假”到“纠假”

　　中国人重视情理。道理之外，还讲情感。而方舟子根本不讲情面。他仿佛一个拔剑四顾的英雄，唯我独尊，四面树敌，八面威风。管你什么合作者还是多大的腕儿，只要在语言或者行为上稍微触犯了我，立刻翻脸。

　　我倒以为方舟子的处境是被逼出来的。他有点像当年的包公，只能六亲不认，壮怀激烈。只要有一点点退让，或许马上就会前功尽弃，全面溃败。尤其是，若时时处于拳头、铁锤的威胁之下，你是满面含笑地把被打掉的牙咽到肚子里，还是横眉冷对，以牙还牙？在中国打假，如果不偏执，如何生存下去？

　　但是，难道只有以偏执对抗偏执，才能把打假事业进行下去？先不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如果一直以偏对偏，不是以人格对人格，以是非对是非，到了最后，往往就演变为以力量对抗力量，以恶对恶。直至从语言、文字的泥巴战上升为肢体暴力。

　　到最后，遭受伤害最大的其实还是打假事业。当人们质疑打假的质量、公正性和真实性时，打假事业也就像澡盆里的孩子，连同脏水一起被泼掉了。

　　因此，我一直在思考，“打假”两个字，是否可以改成“纠假”，由“打击”到“纠正”，这不仅仅是一个字眼的变化，更是方式上的变化。彼此是纠正与被纠正的关系，并非要打倒谁，并非你死我活的战斗。

　　纠假的内涵，起码应该包括如下几条：1、提出证据要更谨慎些，慎下结论；2、不扣帽子。尤其应该杜绝“流氓、打手、骗子”之类情绪化的字眼；3、给被揭露者以充分的、对等的解释、辩论空间，尊重其人格；4、不猜测被揭露者的动机，不把他们当作假想敌。

　　这不是自我束缚，更非乡愿，而是自我约束。方舟子认为“真相不能附加任何前提，不能强制要求真相长着一张慈眉善目的脸”，但真相也不能长着一张凶神恶煞的脸，起码，可以让它面无表情。

　　打假的中国生存之道

　　以上说法，绝不是只给好人立规矩，放纵坏人。但打假事业要提成形象，要扩大格局，再上层楼，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方舟子被打事件发生后，部分舆论暴露出幸灾乐祸的情绪，这很不正常。本次事件的是是非非很明显，为什么还出现这种情况？我不认为幸灾乐祸者全部是被揭发者及其拥趸，一定有一部分人是不满于方舟子的人格。方舟子是职业打假者，不承担道德楷模义务，如同郭德纲，在某一专业上突出，就已经足够。但现实是，作为公众人物，他们已经踏上一条不归路。他们要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负责，就不得不从某种程度地牺牲自己的性格，认同规则，以自身形象来提高“打假”两字的含金量。

　　这，这既是适应国情的当下必然，也是未来社会的大势所趋。且不谈宽容与爱，起码应该多讲理性与谨慎吧？或曰：刻意造假的人讲理性了吗？答案很简单：狗可以咬人，人不可以咬狗，但可以通过人的规则来惩罚咬人的狗。

　　因此，发生在方舟子身上的暴力事件，不应仅仅是暴力的高潮，也应该成为理性打假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