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柳田 尤莼洁

　　少年子弟江湖老。

　　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姚明和于渤，只是两位最普通不过的老太太。

　　皆是耄耋之年，背也驼了，腰也弯了，眼也花了，然而，永远忘不了的，是60多年前的峥嵘岁月、青春之歌。60多年前，她们俩一起从敌占区奔赴抗日根据地，一起成为战地女记者，一起经历反扫荡……

　　抗战胜利到今天，已经65周年。65年，也许只是历史长河的瞬间，却近乎是人的一生。曾经亲历过战火的那一代老兵们，或消逝于渺渺云烟之中，或像姚明与于渤一样隐于市井，泯然普通的老人。但那一代人的生命历程，值得永远被铭记。从这一对老姐妹的讲述中，我们能感受到抗战时期中国普通青年火一样的热情和渴望，感受到共赴国难、同仇敌忾、自强不息、强我中华的抗战精神。

　　逃离敌占区

　　参加革命前，姚明和于渤都在济南城的一所教会学校读书。日本人占领了济南，学校被逼教日文，小小年纪便品尝亡国奴的滋味，不少热血的年轻人都心怀着救国之梦。

　　姚明从小个性很强，她长得挺漂亮，朋友拉她去剧团演电影，但她却想当大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她每天锻炼，爬城墙，腿上绑上沙袋子，把点心盒子垒起来练跳高，爱看《儿女英雄传》，还计划去五台山访师学武。现在，86岁的姚明身上还有这种气魄，她对记者说，中西医大夫早就宣布她“报废了”。但她每天坚持在景山公园推着轮椅绕景山走一圈，“活着就是一种智慧，一种斗争。”

　　于渤年长姚明几岁。看起来柔顺的她，当年比姚明更早到根据地，她跟记者回忆起，1942年的一天晚上，她从学校回家，在家门口碰上了一个同学。那人说：“我家就在这，走几步就到了。”说着便把她往家里拉，一进院子，于渤见到一个棉袄棉裤短打的人，还觉得有些奇怪：“城里人都穿大褂旗袍，这人怎么这样一身打扮？”后来她才知道这个叫“朝阳公馆”的院子，表面上是一个日伪刊物的办公地，实际上是地下党的秘密据点，而那个“短打扮”的男子，正是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一分校的政治教员梁克。

　　“咱想要出去可有办法了！”于渤叫上姚明，先后去了“朝阳公馆”几次。她们了解到，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里，军民如同一家人，同志之间像亲兄弟，讲自由，讲民主，讲平等。要想上学有抗大，有联中；要想当兵打鬼子，有八路军，有游击队、武工队、民兵队；要想工作，有政府机关，有工厂。姚明和于渤便计划着去根据地。

　　1942年，两人第一次去根据地，姚明没有告诉家里人。于渤走的时候告诉母亲，要是姚明妈妈来问，就说什么都不知道。没想到，第一次去根据地因为没能联系上交通员，最终“出逃失败”。年底，于渤又找了一个机会，终于来到根据地。记者问她，离开家时害不害怕？老人笑着说：“害怕？也不怎么太怕，真害怕就不出来了！当时就一个念头：不做亡国奴。”

　　据统计，通过“朝阳公馆”辗转前往延安等地的进步青年前后有百余位，绝大多数成为了抗日和解放战争中的中坚力量，其中就有著名导演胡玫的母亲马旋，前武汉空军副司令李向民，罗荣桓、陈毅的翻译艾森等等。

　　夜渡沂河

　　1943年春，于渤回到济南，找到姚明，还有几个同学，决定一起去根据地。几天奔波，学生们来到沂河边上一个叫于家庄的地方，这里的村长叫于维平，是八路军的地下交通，找到他，就能送他们去解放区了。学生们按照约定，在村北郁郁苍苍的树林旁，等待着这个“地下交通”。姚明至今记得，望眼欲穿之际，远处出现一个手托鸟笼子的人，头上戴一个大苇笠，迈着悠闲的步伐，像在遛鸟，走近了，这人约有30多岁，外披一件蓑衣，内穿蓝布对襟上衣，黑裤子挽到膝盖，着一双醒目的铲鞋，这就是他们等的人——于维平。

　　于维平把学生们带到了自己家里，端上了热菜，五六天来，姚明和于渤第一次吃上了热饭。吃完饭，于维平说“这里不是久留之地”。等天黑，他带着她们离开，只要渡过被老乡们称为“阴阳界”的沂河，便是根据地了。

　　朦胧的月光中，能看到芦苇空隙里的点点水光。五月天气，河水还是很凉的，有的地方河水很深，姚明差不多半个身子泡在水里。同行的一位女同学吓得几乎哭出来，姚明一把捂住她的嘴。“可不敢出声呀。”鬼子的炮楼，就在不远处，像一座黑黑的牢笼。

　　许多年后，姚明在回忆录中写道，“大家的步子又慢又轻，几乎听不到一点 水的声响……走着走着，万籁俱寂的大地上，只听见被徐风吹动的杨柳来回摆动的咝咝声，只看得见两岸的杨树和垂柳的倒影在月下的河水中轻轻摆动，我沉浸在这宁静之中，好像置身在美丽的仙境里。在这一刹那，什么敌人炮楼，什么家乡的父母姐妹，都被忘却了。”

　　在沂河的岸边，一望无边的驼色沙滩上，点缀着一个个银灰色的小点，于维平告诉姚明说，那是卧睡的大雁。“千万别惊动它们！雁群队伍的前边和后边都有放哨的雁，如果惊动了放哨的大雁，所有的雁就会飞起来，敌人炮楼听到雁飞的声音，就会打枪！”他们小心翼翼地绕过大雁，踏上岸边，便进入了解放区的土地。姚明边走边回头看去，落在身后的是一个个湿漉漉的脚印。

　　革命的路，就这样开始了。

　　在报社的日子里

　　这一年，姚明19岁，于渤23岁。

　　根据地的一切，都是新鲜的。她们参观了神往很久的八路军驻地，听经历长征的红军老干部讲过雪山草地的故事，参观战士的训练和射击表演。让她们震动的是，晚饭过后，看到三三两两的战士给当地老百姓送粪，推车子，当被问道，为什么不利用时间学习或散步呢？战士们回答说：“我们要帮助老百姓，爱护老百姓。”

　　到了根据地后，由于爱好文艺和写作，姚明和于渤被分配到《大众日报》通联科做内勤记者。“和敌占区的知识青年‘毕业即失业’相比，我们一到根据地就能有工作，真是太幸福了。”于渤回忆说。

　　通联科的工作是什么？“就是在报社组织稿件，和通讯员保持联系。他们不来稿，我们就写信去组织他们写，告诉他们根据地当前最需要什么。他们的来稿没有登，就要告诉他们没登的原因。”于渤说。

　　这里不是与敌人生死搏斗的战场，姚明和于渤觉得自己的这个工作太按部就班，不能接受生与死的考验。但在老同志的教育下，她们慢慢明白了，通联科是党的耳目，当时许多重要情况，都是通过通联科反映给领导的。比如根据地的秋收工作，是从日、伪的老虎口里抢粮，要快收、快打、快藏。但是报社所在的南高庄收粮工作进度慢，群众没组织起来。于渤就写了个稿子报道他们动作不快，希望抓紧。“这一登报，村里干部可着急了：《大众日报》是满天飞的报纸，工作不好，一宣传根据地都知道了。一下就把他们的工作推动起来。”说起报纸的影响，于渤评价“威力无穷”！

　　编辑部比不了今天的报社。冬天柴不干，一烤便满屋子烟，熏得人直流眼泪。通联科5个年轻同志都没有直接参加过群众斗争，只凭着抗战热情在小小的油灯下开始了新的工作。油灯不能太亮，因为要节约油。字不能写得太大，因为要节约纸。笔倒是取之不尽，买个沾水的笔尖插上高粱秸秆做笔杆，到处皆有，粗细随意造。

　　经历“反扫荡”

　　真正的考验很快来了。

　　1943年深秋，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开始了。姚明和于渤被组织上送到日照县水木头村的老乡家里“隐蔽”起来，白天在老乡家，晚上跟着根据地的区中队到山上过夜。

　　有一天，拂晓时分，敌人来合击了。她们听着区中队在山上唱起了“空城计”：一连到这，二排到那，假装调动队伍吓唬敌人。“哪有那么多人啊？！”于渤说，虽然打扮成农村人的样子，可怎么打扮还是像个八路军，被敌人发现肯定要暴露。姚明说：“当时很乱，没人顾得上我们，我俩就往山上跑，找个大石头躲起来。手里握着手榴弹，准备万一敌人上来，就与他们同归于尽。”

　　枪声渐渐稀疏下来。姐妹俩在山上的树丛中趴着，听到老乡们喊孩子回家的声音，接着又看到缕缕炊烟四处升起。她们站起身来，拍了拍身上的泥土，整了整散乱的头发，又向四下观望了一阵，缓步走出林子。上级正在派人四处寻找，一看见她们，叫起来：“可找着你们了，这就放心了。”她们这才得知，在这次遭遇战中，交通员陈民生英勇牺牲了。

　　因为敌人三天两头袭击，区委领导决定干脆让姚明他们“插”到敌占区的关系户家里，化装成农村大嫂，头上梳髻，腿上扎了桃红色带子，穿上绣花鞋，帮着老乡干干农活，有特务来了不说话，假装是老乡家人。姚明说，“战时《大众日报》没有铅印，只出油印。我们就天天盼着交通员告诉我们出铅印报了，这样就能回‘家’了。”

　　在老乡家里躲避时，正好遇上于渤的生日，姚明用地瓜面和仅有的白菜为她包了顿饺子。煮饺子的时候，姚明想，如果交通员来了，非让他吃个饱不可，但是像往常一样，她们失望了。又过了好多天，交通员终于来了。他说，《大众日报》已经由油印改为铅印了，听到这个消息，姐妹俩像孩子一样高兴地跳了起来，跟着交通员踏上了去区委的大路。那是个有月亮的夜晚，月光下的竹林、沙滩、小溪，分外美丽。“日照那地方到处是竹林、小溪，但似乎只有那个时候，我们才发现这一切，像是走在仙境里，心中充满了生活的美好。”姚明回忆说。

　　1944年秋，于渤调动工作离开了《大众日报》，到《大众日报》的发行部——战时邮局里创办了《山东战邮》。两姐妹暂时分开了，但那一段热血澎湃、生死与共的岁月，成为人生难以忘怀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