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底，盖茨与巴菲特将来到中国，与50位中国富豪共赴一场“慈善晚宴”。因二人在美国劝募成绩斐然，已成功劝说40名美国亿万富翁承诺捐赠自己至少一半的财富。此次盖茨与巴菲特的中国之行，也被蒙上了“劝说中国富豪参与慈善募捐”的面纱。有消息说，中国富豪怕“劝捐”拒盖茨慈善夜宴。目前，公开表示接到邀请的只有SOHO中国首席执行长张欣和陈光标。盖茨急忙辟谣不会“劝捐”。(9月5日《新京报》)

　　盖茨和巴菲特刚刚成功劝说美国亿万富翁们将自己至少一半的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他们将与50位中国富豪共赴“慈善晚宴”。这场以慈善为名的“夜宴”是否会进行劝捐?哪些中国富豪会应邀出席?自然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尽管没有确切消息说有多少富豪会拒绝盖茨与巴菲特的邀请。但是从只有两人表示接到邀请与盖茨亲笔信紧急辟谣的微妙背景来看，部分中国富豪怕“劝捐”拒慈善晚宴的并非空穴来风。

　　美国慈善家卡耐基曾经说过：“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虽然中国有陈光标这样的“首善”，但是慈善捐赠整体环境欠佳。有数据显示，2007年，美国的善款总额达到了3064亿美元，而中国只有309亿元人民币。虽然2008年善款过了千亿大关，但是也只占到GDP的0.4%。中国富人一方面热衷消费奢侈品，花费巨资“选妻”、猎艳，另一方面又不愿捐献慈善事业。让人无法释怀。尽管中国富豪拒绝“慈善晚宴”的猜测没有完全被证实。但是，对照美国富豪至少捐献一半财产的承诺，中国富豪的慈善责任欠缺是一个无法绕去的话题。没有尽到慈善责任底线的富豪不仅应该感到汗颜，而且要拿出诚意补习财富伦理，修正“为富不仁”的不良印象。

　　但是，换个角度看，中国慈善事业落后，除了富豪社会责任感缺失以外，也与慈善机制不完善有关。王振耀在民政部慈善司长任上曾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在中国行善很不容易！这不是说中国人缺乏善心，而是指在当前制度下“善门难开，善门难进”的尴尬。我们应该反思，慈善机制为何落后于整个社会的慈善热情？”

　　汶川地震以后，中国南都公益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徐永光曾归纳了灾后捐款“四不见”：第一，捐赠人看不见捐款到底用在哪里。第二，灾区群众看不出哪些是捐款。第三，灾区政府看不到捐款在哪里。第四，民间公益服务看不见。 “四不见”或许不具有代表性，但是扯出的慈善公信话值得关注。事实上，基于对慈善机制的不信任，不少人对地震灾区捐赠并未通过慈善机构进行，而是直接把钱物交到灾区群众手中。避开了慈善捐赠的中间环节，慈善机构对此应感到脸红。

　　理想的捐赠模式应该在于，慈善机构统一收取捐助资金，集中管理，科学调度，让每一个需要救助的群众得到关爱。但是捐赠人直接把关爱送达受助人，也说明慈善捐赠通道存在透明度不够的问题。

　　慈善捐赠款物是真正“雪中送炭”，还是成了某些人权力寻租的工具？对此，我们可以怀疑有人滥打善款的主意。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捐赠款物监管机制粗放，对捐赠款物的来源去向、监管使用等问题尚未形成刚性约束。难以保证捐赠钱物不跑冒滴漏，好钢全部用在刀刃上。我国虽然制定了《红十字会法》与《《公益事业捐赠法》，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这两部法律也显示出一些不足。

　　有道是，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在我看来，把爱心捐款完全放在阳光下暴晒，或许可以减少爱心款物被雁过拔毛，保护公众拳拳爱心。这一方面需要政府部门加强监管审计，制定并执行更为严格的监管机制与处罚机制，尽量减少救灾款物发放中间环节，培植慈善公信力。另一方面，要发动公众与传媒参与监督。用千万双眼睛盯紧慈善捐赠款物的来源、去向，慈善机构对善款的来源与去向也应全面公示，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只有全面公开善款去向，发动公众与传媒参与监督。只有从内部监管向外部监督推进，真正实现“阳光捐赠”，才能减少公众对慈善公信的疑虑，激活社会慈善热情，化解中国富豪拒绝慈善晚宴的尴尬，为中国富豪正名。（叶祝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