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银行近日发布一份名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10年关键指标》的报告，其中宣布，按照每日消费2-20美元为标准，亚洲的“中产阶级”人数早在2008年就已达到19亿，占到亚洲人口总数的56%；而按照这一标准，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居然达到惊人的8.17亿，被好事者呼吁良久的“橄榄型”社会，居然就这么实现了。

　　不过，比亚洲银行名头更响的世界银行，曾经颁布过一个远不及“中产”那么喜兴的贫困标准。按照这一标准，每人每天收入低于1美元，就叫“绝对贫困”。而且到了2008年，这一标准更被上调到1.25美元。当然，“绝对贫困” 并非如字面解读的“赤贫”状态，而是相对于“相对贫困”而言，也就是说不管在任何国家和地区，低于这个收入水平，都会生活在贫困之中，而与他在其所处社会中的相对位置无关。换句话说，在那些整体陷于贫困的“失败国家”，即使是其中的“中等收入阶层”，其实际的生活也可能在“绝对贫困”标准之下；反言之，在那些发达国家，即使是少数“相对贫困”的人口，其实际生活水平，也往往高于那些贫困国家的富裕阶层。

　　明乎此，亚洲银行把亚洲“中产阶级”的低限标准，确定为仅高于“绝对贫困”标准0.75美元，实际是看低了整个亚洲的经济发展水平——只有在一个整体收入水平低下的地区，其“中等收入”水平，才可能以2美元为起点。

　　判断亚洲银行看低了中国人民的收入水平，自有中国的数据为证——每人每日消费2美元，可大致折算为14元人民币，每月消费则为420元人民币，低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低保水平，更远远低于大多数地区的最低工资保障水平。低保居然保障出“中产”，亚洲银行的想象力，实在超乎想象。这也是亚洲银行的报告一出，就遭到无情嘲笑的原因。

　　但是，有关中国的中产阶级的标准和数量，从来都是莫衷一是。2005年，国家统计局根据其抽样调查数据，给过一个中国中产阶层的收入标准——年家庭收入在6万到50万之间的家庭，就是当今中国的“中产”。今年7月刚刚出版的《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又称，在北京等这样的大城市，月收入在6000元左右的个人，或月收入为10000元左右的家庭，就可归入“中产”。虽然上述报告给出的结论，都算是有根有据，但还是无一例外地受到冷嘲热讽，几乎所有被划入“中产”的白领们，都在控诉“被中产”的冤屈和真实生活的窘迫和无奈。在他们的控诉中，仿佛所有结论背后，都藏着巨大的阴谋。

　　但笔者以为，研究者的结论，与被研究者的感受之间的巨大差异，并不缘于研究者的阴谋，而是缘于对“中产”的定义不同。在研究者的研究中，“中产”只是一个相对概念，那些收入处于高、低之间的阶层，就是“中等收入阶层”；而在自认“被中产”的白领们心中，“中产”则有一个被美国“中产阶级”定义和描述过的模板——稳定优厚的收入、无忧无虑的生活、庸常但优雅的品位、保守但理性的立场……当无数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正在为追求那样的生活而处于焦虑之中的时候，却被宣布已经成为中国的中产阶层，其愤懑和狐疑是可想而知的——如果我当下的生活就是中国的中产阶层，那我何时才能过上美国的中产生活？

　　其实，一个无情的、显见的、确定的结论，却总是被中国的中产阶层拒绝承认，那就是，中国的中产阶层，永远不可能过上美国中产阶级那样的生活。如果中国确如美国那样，变成一个中产阶层占多数的“橄榄型”社会，则中国的中产阶层队伍，确乎要有近8亿人口。而人类绝不可能再拥有第二个地球，以为这8亿中国中产阶层，按美国中产阶级的标准，提供每家一栋别墅、两辆汽车的生活。这结论其实不是被认为心怀叵测的中国研究者说的，而是那个看上去无比阳光和磊落的奥巴马说的——这回你总得信了吧？

　　所以，尽管世界已经越来越“平”，尽管那个无限美好的美国，就在天际线的尽头眨着鬼魅而诱惑的眼睛，但中国的“中产”们还是不得不把饥渴的眼睛，从美国榜样的身上移开。中国的“中产”，由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和潜在的资源禀赋、发展空间所定义，却与美国的中产阶级没有太多的相干。 （胡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