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是指职责范围内的一种支配力量。有人把它比作双刃剑，既可以用来为百姓谋利益，又可以蜕变为碌碌钻营的工具。

　　权力的本质是什么？明人吕坤有很精辟的论述：“做官都是苦事，为官原是苦人。官职高一步，责任便大一步，忧勤便增一步。”并强调说，“虽抱关之吏（守关看城门的小吏。泛指地位卑微的小官吏），也须夜行早起，方为称职。”（《呻吟语·治道》）

　　既然当官是一种责任，那就必须像宋纁所说的那样，“其居此官，即欲尽其职；其行此事，即欲尽其心。”（《古今药石》）否则，“政不勤则百事怠。”（《初仕要览》）一个官员如果在其职而不谋其政，慵懒懈怠，或者只有“唱功”而没有“做功”，甚至无功食禄，尸位素餐，对百姓何益之有？难怪清代的袁守定一针见血地指出：“疲（指慵懒疲沓）是居官大病。”（《居官通义》）那么，什么样的官员值得肯定呢？同时代的鲍源深说：“好官何？尽心焉而已。何为尽心？视民之困苦冤抑如身受，为之甦（指困顿之后得到恢复）其困、平其冤，使民各得其所而已。”（《〈宦游纪略〉叙》）

　　权力的真正价值，在于实心行实政、真心爱百姓。清人高廷瑤曾回忆起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巡抚钱培山问他：“官如何才为爱百姓？”高廷瑤说：“必有一副爱之之心，必有一副爱之之力，无此心则抚摩噢咻（抚慰病痛者之声）无非沽名市惠（捞取实惠），是假之也，何有于民？有此心而才具，精神不足赴所欲为，也徒虚此爱耳。故真爱百姓者，以实心行实政，废一不可也。”（《宦游纪略》卷下）在高廷瑤看来，一个官员真爱百姓，既要有爱之心、爱之力、爱之能，更须用自己的才干，聚精会神地“赴所欲为”，把想干的事办实、办好、办出成效来，否则就是假爱、虚爱百姓。

　　不仅如此，古人还认为，“治以实心为要，尤以清心为本”，以方便百姓为上，“欲资民力，必先为民惜力”，而“爱民之实，发于至诚，则才识胆，皆因之而生”（《居官日省录》卷二）。可以断言，官员用权如果满脑子私心杂念，不能做到“清心”，那么，必然会出现种种有违民意的现象。

　　当然，既然为官，就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即使是良法美意也要慎为。“有所为”而不为，是一种“惰政”，而“有所不为”而为，则是一种“乱为”，两者均不可取。明代学者薛文清说：“（官员）处事最不可轻忽，虽至微至易者，皆当以审慎处之。”（《居官日省录》卷六）清代的刚毅则期望官员：“居官行政……以义利为权衡，方能类(类推)万物之情，成天下之务。”（《居官镜·臣道》）有时，一些地方官员好心却办了坏事，一个重要原因，恐怕与权力运作不审慎、不规范有关。

　　更值得一提的是，古人不仅强调要“审慎”用权，而且提醒切莫因循守旧：“天下聪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业不加广者，只为因循二字，耽搁一生。”（［明］袁黄《了凡四训》）如果说个人因循不思进取而止害一己，那么，为官者因循而不思开拓进取，则受害的是“合境民众”。

　　在封建时代，权力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具有明显的专制性、利己性，但一些达官贵人、文人雅士从正反实践中所提出的“居位须尽职尽心”等进步思想，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今天的官员，只要确立正确的用权取向，做到“君子任职则思利民”，并不断增强自己的才干和能力，发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就能像孔繁森、郑培民等同志那样，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写下一页页不朽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