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网消息 (楚天金报) 图为：王宏仁现在的愿望是给家里新建几个新窑洞

　　图为：榆林市中院

　　因为一名村民的意外死亡，同村一个家族的几乎全部男子都被当作犯罪嫌疑人被刑拘。案子历经法院多次发回重审，其间被告翻供、证人“反水”，至今仍无结果。直到今天，部分“嫌疑人”已在看守所羁押超过9年，有的虽未经终审判决但已坐满“刑期”，出狱后一直四处上访以还自己清白……

　　村民猝死：一家5男子被拘

　　9年前，陕西横山党岔镇枣湾村村民高怀堂的死亡，让同村贺玉山家族男子几乎全部身陷囹圄。至今，他们中有的人已在看守所羁押超过9年，有的虽未终审判决但已坐满“刑期”……历经法院多次发回重审，真相至今模糊。而一群身陷其中的人，在经历了命运的过山车后，尚期待着最后的结局。

　　活了大半辈子，王宏仁说，自己保存最认真的，是在看守所里掉下的23颗牙。这个57岁的汉子，说起被当做杀人案嫌犯关押了8年后终于拿到一审无罪判决时的经历，像孩子一样放声大哭。时间回溯到9年前，2001年3月24日，当货郎的他在卖完货回家的路上，看见一辆翻了的三轮车。王宏仁帮忙将受伤的司机送到上盐湾医院，回家时已是晚上8时。因为很累，他回到家早早睡了：“做梦都梦不到，这一天成了我犯罪杀人的日子。”

　　那个傍晚，与王宏仁姐夫贺玉山同在枣湾村的高怀堂遭人殴打，13天后不治身亡。当天晚上，高怀堂被发现倒在从榆林回家的路上。次日上午11时多，有人看到他坐在300多米外的水壕中发呆。

　　高怀堂死前5个月，曾酒后跑到贺玉山家撒酒疯，声称要强暴独自在家的贺妻王宏英，王逃出家门。事发第三天，贺家儿媳向横山县公安局报案。此后，高一直躲在外边，过年都没敢回家。3月22日，贺的女婿朱继锋曾带着横山县公安局的干警，开车到榆林找高怀堂，在高的弟弟高怀伟所在饭店门口寻访未果。两天后，高被打，并在4月6日身亡。

　　3月27日，高怀伟向榆阳区公安局报案，同时提供贺家人有重大嫌疑。4月7日，榆阳区公安分局副局长王海英在立案报告表上签字，“同意列为重大案件”。从此，贺玉山一家包括族人、亲戚，开始命运转折。贺玉山的兄弟贺占胜、女婿朱继锋、儿子贺彬、妻弟王宏仁、朱继锋的表弟陈培峰相继被抓，5人随后被列为“团伙杀人案”嫌疑人。

　　物证全无：法庭仍一口定罪

　　2002年5月，榆林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65岁的吴文律师当时是贺彬的辩护人。因案情复杂，代理此案后，他会见了每一个被告人。至今他仍然认为：“贺家人确实有嫌疑，但也只能是嫌疑。法庭上，公诉人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是他们作案。”

　　贺彬是贺玉山的儿子，也是5名被告中唯一的“公家人”，时任党岔镇合同制干部。吴文的调查中，包括党岔镇人大主席王生利等多名证人都证明3月24日当天，贺彬一直在镇上参与计划生育工作，当晚在阳湾一个叫“得和禄”的小饭馆吃饭，晚10时才和大家一起回乡政府。“即使有作案时间，这5个人相距数百公里，地处山乡，要在当天聚集，必须有电话联络。他们是怎么联系的？”吴文质疑。事实上，在2001年，手机还很少见。当时朱继锋有个手机，贺彬有个传呼，其他人连固定电话都没有。

　　吴文还发现，法庭上出示的证据全是书证。检察院指控的犯罪工具，包括作案时乘坐的吉普车以及打人用的棍棒、毛巾等，都没有。书证中，除了被告人自己的口供，关键证词是一位“目击证人”孙长国的。孙称当晚看见朱继锋等人把高怀堂抬下车，但后又称因警方逼迫才作假证的。

　　尽管如此，法庭依然认为犯罪成立。2002年9月，榆林中院宣判，朱继锋被判处死缓，贺彬无期徒刑，王宏仁等其他三人被判有期徒刑。

　　“闲人”举报：嫌犯居然5变9

　　随后四年中，案件多次发回重审，榆林中院仍维持原判。2006年5月，检察院撤回对5人的起诉，发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此时，王宏仁、贺占胜等5人已在看守所里度过了4年。这4年里，贺家人一直没有停止过上访。

　　贺玉山案发时曾作为“主谋”被刑拘，关了两个月后放了。2004年的一次庭审，他还曾出庭为弟弟贺占胜辩护。但次年12月，贺玉山也被当做团伙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刑拘，当初指控的“5人犯罪团伙”也变成了“9人犯罪团伙”。对此，当时的办案民警张某说：“案子起死回生，因为一个和案件无关的人。”

　　据称，2005年12月，在内蒙古服刑的犯人辛起来为“举报立功”，写信给榆林中院，称听同牢的白光军说，曾和几个亲戚在榆林打死了人。白光军是朱继锋的外甥，2004年因抢劫和盗窃被判刑，在内蒙服刑。公安机关把白光军带回榆林审讯。白光军很快“交代”曾和朱继锋等人绑架殴打高怀堂。

　　根据白光军的“交代”，被指为“主使”的贺玉山、与贺沾亲的朱绪平以及孙世慧均成嫌疑人。榆林中院认定9人有罪并作出判决，朱继锋改判无期，其他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白光军数罪并罚，只在原来的8年刑期外加了半年。一名辩护律师说：“杀人被判半年，太不正常了。只能说明是警方实现了某种对白的承诺。”宣判后，只有白光军表示服判，其余8人全部上诉。

　　尴尬庭审：被告翻供证人反水

　　在长达9年、悬而未决的案子中，被告翻供、证人“反水”的现象几乎贯穿始终。9名被告中，只有贺玉山和陈培峰两人始终没有供认犯罪。

　　在公安机关的讯问中，王宏仁先后“招供”了3次。他说：“那时我实在被打得受不了，叫得很厉害，他们把一块毛巾塞我嘴里，猛然用手一拉，牙就拔松了，血直流。”在后来的多次开庭中，王宏仁曾向法官出示自己掉落的牙齿。朱继锋也曾当庭出示一件血衣，向法官陈述说是被刑讯殴打的证据。贺彬手腕上有明显的白色印记，据说是当年刑讯逼供留下的。 王宏仁、贺占胜等6名被告在接受采访时都称在侦查阶段曾遭遇“大雁南飞”、“二郎担山”等“刑讯姿势”的折磨，其中的细节描述基本相同。

　　关键证人孙长国的“反水”，也给案件平添尴尬。孙长国在2001年4月24日被办案人员带走询问，并在随后两天做出3份笔录，证实曾看见朱继锋等人打高怀堂。但孙随后就向检察院控告，称自己被公安局带去57个小时，连夜逼问，被用“铐子铐”、“抽耳光”，只好捏造了目击现场的情节。

　　对此，榆林中院曾在判决中称，所谓的刑讯逼供“无证据证实，不能成立”。该院的罗岚检察官表示，检察院几经调查，查看了被告进看守所时的身体检查笔录等，并未发现刑讯逼供证据。至于孙长国的“反水”，罗岚说，这人在推翻证言后，公安机关找他做笔录，他说了句：“两边都是乡亲，我为了腾空身子。”这话让她印象深刻。

　　五审无果：6人已“刑满出狱”

　　2010年8月11日，朱继锋杀人案第五次启动一审程序。此时，除朱继锋和贺玉山以及另案在身的白光军，其他6名被告虽判决尚未生效，但几乎都已服满一审判处的刑罚“出狱了”。王宏仁和贺占胜在放出来前后等到了一审无罪判决，其他4人在走出看守所后就开始上访。

　　贺占胜在无罪判决下达前7个月，按照羁押一日抵刑期一日，已“坐满”榆林市中院第三次一审判决的7年刑期。走出看守所，他才第一次看到怀着孕的儿媳，得知老母亲已经去世。贺彬走出看守所时，从当年的34岁倏忽已到42岁，失去工作，只好在姐姐开的饭馆里帮忙。

　　8月16日，党岔镇枣湾村，65岁的王宏英说起这九年的变故，不禁老泪长流。女儿贺美玲哽咽着说：“当时，我们全家的男人都被抓光了。所有的亲戚都担惊受怕，随时等着被抓呢。就剩我一个支撑着……”贺美玲说，刚开始家里遭了这么大的难，亲戚们都愤恨，说灾祸都是母亲引起的。而在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枣湾村，高家和贺家两大姓，也因为这个案件，仇怨日深。高怀堂出事后，留下了年迈的母亲和一对10岁左右的儿女。此后的诉讼中，高的母亲、妻子和儿女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向贺家提出民事赔偿20余万元。但法庭每次判决不过8万多元。他们也一直在上诉。

　　“主犯”羁押候审达九年

　　这个案子中，“主犯”朱继锋从2001年4月28日被刑拘，此后历经检察院起诉，榆林中院4次一审，陕西省高院4次发还重审，案件尚未终审判决。迄今，朱已在看守所度过了从37岁到46岁的9年时光。

　　榆阳区检察院监所科副科长刘殿亮说，朱继锋作为犯罪嫌疑人，羁押长达9年，这在他印象中是比较罕见的。刘介绍说，根据法律规定，刑事案从起诉时算起，时限应是两个月再加45天。纵观朱案，从每一次起诉，到法院二审发回，平均下来，这个程序大约要一年多。刘殿亮说：“案子在区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都没有超期。主要是省高院和中院对案子认识不一致，多次发回重审，所以一直到今天还没结案。”

　　一名法学专家则表示：“犯罪嫌疑人长期羁押在看守所，不仅使当事人一直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未经审判，却长期失去人身自由，也给监所管理、司法资源等带来麻烦，所以，近年来高院一直下大力气在各地清理超期羁押。”

　　疑罪从无“说易行难”

　　从2002年作出第一次一审判决，到2008年11月作出第四次一审判决，虽然省高院每次发回重审的理由都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但榆林中院始终“不改初衷”。一位知情者称，依照法律规定，案件每次发回重审，都要另外组成合议庭，而一个合议庭至少要3个人，但这个案件几上几下，以致后来在榆林中院“都找不到法官组成合议庭了”。

　　在2004年省高院第二次发回重审的裁定书中，审判长是雷建新。现任榆林中院院长的雷建新表示：“根据我国刑法精神，如果证据不足，无论有多大的嫌疑，也得疑罪从无。但这4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旦法院认定无罪，那就意味着这是错案。无论是检察院还是公安机关，都有错案追究制度。接下来的问题太多了。”

　　一位熟悉此案的法官说：“刑法的本意不仅是追诉犯罪，也要保护人权。如无足够证据，就应疑罪从无。但在中国，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从疑罪从有到疑罪从无，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他认为，从这点来看，此案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刑事司法的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