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畅

　　9月底，盖茨与巴菲特将来中国举办慈善晚宴。据称，由于众多受邀请富豪因不想被劝捐而犹豫是否参加晚宴，盖茨承诺将不会劝捐。（9月5日《新京报》）

　　承诺不劝捐，在有些人看来相当于是对中国富豪的“嘲讽”。但我们必须承认，慈善事业仰赖理念、制度、环境的培育，而非单纯依赖有钱人的自觉。害怕被劝捐，原因很多。而承诺不劝捐，先从环境考察和理念宣扬入手，也不愧为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现在我们最需要的，并不是被邀请的那几十位中国富豪落落大方，而是一种慈善理念——确切的说是私人慈善理念的生根。这种私人慈善理念，则需追溯到一种基本的商业伦理身上。

　　美国现代慈善第一人卡内基，对慈善事业有独特的理解，譬如国家福利、国家再分配理论等等，正是这些理论为高额遗产税打通了第一个通道。卡内基为慈善事业赋予的任务是，通过选择自己能够胜任的社会事业，通过精确的运作，投放自己的剩余财富。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不仅要经营企业，也要经营社会事业，后者不单纯是国家的责任。

　　从盖茨、巴菲特的商业轨迹、慈善轨迹来看，他们也是这种典型的美国式慈善家：“转型”前充分追逐资本的商业回报，“转型”后经营剩余的财富，通过自理或者代理，让基金会等组织精确运作，定点投放到自己关心的社会事业中。他们从经营企业转向经营社会事业，无形之中也在拓展“商业”的外延，让社会利益变成了他们所追求的新型利润，让商业资本直接变现为社会资本。当商业伦理获得了更高级责任的支撑，它能收获更多的话语权和政治意识。这种“慈善家”，不可能简单用良心、责任来定义。

　　我很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富豪害怕被劝捐。对于盖茨、巴菲特的慈善俱乐部，中国的富豪大多还持观望态度。中国的私人资本，更多像无头的苍蝇，无以依偎在一种共同的商业伦理之中，它们像一批批游魂，要么寻求市场秩序的漏洞而钻营，要么干脆让自己隐形。这些私人资本，无法处置自己的命运，没有主人翁意识，也无法为自己赋予一种更高的责任。

　　我国的一些企业家慈善，进行慈善事业的目的，要么是为塑造企业的社会形象，要么是为塑造自己的公众形象。当然，这几年来，我国的慈善理念也在萌芽，这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