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 刘巍巍

　　常德盛领导蒋巷村44年，把它从常熟市著名的穷村建成了全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示范村。他说，成功经验就是一句话：艰苦不艰苦，都要创业！

　　他特意说明，有人说只有在饥寒、劳累、伤病的情况下创业，才叫“艰苦创业”，其实不然！尤其是在解决温饱、达到小康之后，与过去相比似乎不艰苦了，其实不是不艰苦，而是换成了另外的“艰苦”。作为农民的带头人，一定要防止因为“不艰苦了”而满足现状、小富即安。不断寻找新的艰苦、克服新的艰苦，创造新的业绩，蒋巷村才有了今天。

　　啥“苦”挡路就吃啥“苦”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对于一个800多口人的大家庭来说，这本经就更难念。在长达44年的岁月里，作为一个总是吃苦在前的当家人，常德盛经历的苦难数也数不清。他认准一个死理：为了让农民过上好日子，啥“苦”挡路就吃啥“苦”！

　　早先，为了温饱搞农业，常德盛吃够了“筋骨之苦”。从1968年到1992年的20多年时间里，常德盛带领村民共平整土地1200多亩、填浜造田70亩、筑坝20多座，肩挑背扛，挑断了多少扁担、磨破了多少双鞋，根本无法算清楚，造就了田成方、树成行、渠成网、路宽敞的旱涝保收高产田。

　　后来，为提高村民文化素质，常德盛又吃尽了“心智之苦”。他还记得，为改变“农民种地不靠书”的旧观念，他经常睡不着觉，着急上火，搞得喉咙嘶哑，嘴边生起一溜溜小泡。终于想出了不少好办法，比如建设“文明村民学校”、成立“村民读书会”。在常德盛的努力下，蒋巷村百姓富了口袋，也富了脑袋。如今，为了未来的发展，他又在吃着“远虑之苦”了。“条件好了，却心里老觉得还有事没做好。”常德盛说，党的十七大为农村画出了节约能源资源、建设生态文明的美好图景，也触发了他发展农村旅游的灵感。如今，蒋巷村每年已能吸引十多万游客。

　　吃“外苦”“内苦”都成了习惯

　　常德盛的妻子余秀英说：“老常这一辈子，就是吃苦的命。”儿子常惠忠说：“我爸这一生，是泡在苦水里的。”不管村里发展得多好，不管百姓多富足，常德盛就是爱吃苦。吃苦早已成了他的家常便饭。

　　身体的苦是“外苦”，常德盛至今仍在经常吃。他有一次参加江苏省组织的先进事迹报告团，分3天到本省的镇江、扬州、南通宣讲。他总是早上5点出发，8点赶到会场所在地，扒拉几口饭就开始做报告，11点半报告会结束后又马上赶回村里，下午照常查看庄稼、处理村务。“只要对得起老百姓，对得起集体，多大的苦我都能吃。”常德盛说。

　　心里的苦是“内苦”，也最折磨人，但常德盛认准的事，再苦也非做不可。上世纪70年代初，“上面”强令农业种植改用“双三制”，即放弃过去一年种一季小麦、一季水稻的传统做法，改为一年种一季小麦两季水稻。这种“双三制”被冠以“革命稻”，却超出地力的负荷，还要使村民的劳动强度和种田成本成倍增加。常德盛在社员大会上宣布：“从科学出发，咱蒋巷村不种双季稻，有什么事我顶着。”虽然后来证明他是正确的，但当时还真是紧张得不得了。

　　内心的苦，还有对家人的愧疚。谈及此事，常德盛总会低下头，神情黯然。他的女儿常惠芳有点恨爸爸，当年为了让村民能够安心种粮，常德盛强行让年幼的她退学在家种地，带头种给村民看。常惠芳才七八岁就洗衣烧饭、种地喂猪，成了农村的能干姑娘，但她却留下了文化偏低的终身遗憾。几年前，正在读高中的外孙女因一次车祸辍学了。常惠芳直到今天有时还抱怨：“真怀疑他是不是我爸！”

　　“变着法讨苦吃”成了他生活的乐趣

　　蒋巷村的日子红火起来后，常德盛并没有满足于现状，他的“艰苦”完全变成了另外的样子。村民们善意地取笑常德盛总能找到别人找不到的“苦”来吃，还自得其乐。

　　不怕吃苦的常德盛，练就了“化苦为乐”的本领。2004年，为激发村集体企业常盛集团的发展活力，常德盛决定对它进行股份制改革。可作为村经济主要支柱的常盛集团转制后，村里的集体资金哪里来？扶持“弱势”村民的钱从哪里出？这个问题像大山一样压在常德盛心坎上。最终，身为集团最重要的创始人，又是常盛集团的董事长、总经理，常德盛却放弃了本应由他获得的全部股份。作为交换条件，是改制后的4家企业每年向村集体分别上交150万元股金分红。他因为此举为党组织争了光，凝聚了人心，感到了极大的快乐。

　　常德盛有个著名的 “三不原则”——不受礼、不吃请、不徇私。后来，他又更新了“三不原则”——不拿全村最高的工资、不住全村最好的房子、不坐高档车子。进入新世纪以来，上了年纪的他再次发展了自己的 “三不原则”——职务不搞终身制、职位不搞世袭制、厂班子不搞家族制。每一次对“三不原则”的更新，都是一次人生境界的自我超越。

　　有人问常德盛，这样“变着法子自讨苦吃”是为了什么？他说：“人都有私心，我也有，可是干部要是搞起了特权，村民的人心还怎么聚，村里的事业还怎么干？” （据新华社南京9月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