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通讯员徐静本报记者台建林

　　再回到戒毒所，刘宁已经身怀六甲。她的肩上依然留着多年前的纹身。但这毕竟已是过去。现在，面对曾经帮助过她的干警和同自己当年一样的强戒学员，她想告诉她们自己的幸福生活已经启航。

　　2007年，刘宁因吸食海洛因被送到陕西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接受强戒。整整两年的学习和劳动，不但让她从身体上，也从精神上摆脱了毒瘾。

　　西安市未央区司法局安排她成为一名保洁工。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像走亲戚一样经常去看望她，没有什么大而空的说教，只是为她解决实际生活问题。去年年底，司法局领导参加了她的婚礼，像娘家人一样亲手把她嫁了出去。如今，新生命的即将到来更是让整个家庭宛若新生。

　　然而，不是每个强戒学员都能如刘宁般好运。

　　难抵毒品瞬间的诱惑

　　“那是我第一次收到来自学员家属送的玫瑰，就一支，但是很美。”强戒所二大队的副大队长孙明珠至今还记得一个让她痛心的故事。

　　吴丹，2004年进入戒毒所，被分到孙明珠的队上。吴丹的母亲是个保洁工，每天扫大街挣来的微薄收入并未影响老人对女儿的爱，即便这是一个吸了毒的女儿。

　　戒毒所里不允许现金流通，只允许学员家属把钱汇到卡上。事实上，戒毒所里提供了足够的基础生活条件，学员每个月劳动还会有一定的补助，也就是说即便家人不汇钱，也不会影响她们正常的生活。但老人依然每个月都拿出大部分的收入给女儿，就怕她受了委屈。

　　孙明珠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经常和吴丹的母亲沟通，并把吴丹在所里的表现告诉老人，好让她放心。一年三八妇女节，正逢会见日，老人提着东西来看女儿，也给孙明珠送来了一支玫瑰花。

　　不久，吴丹解除劳教，离开了戒毒所，远离了那个对她悉心照料的女警官。

　　解教一个月后，孙明珠接到了吴丹母亲的电话：“吴丹注射毒品时死亡了！”

　　这个故事让孙明珠痛心至今，“人的一生就是这么短，我们再多的努力，似乎都抵不过毒品那一瞬间的诱惑。”

　　目前，劳教所中的强制戒毒人员，有很大一部分是复吸人员。他们第一次进戒毒所时表现都很积极，戒毒的意愿也比较强烈。而当她们出了这个大门，吸毒犯瘾时的症状瞬间就都回到她们身上。有些人甚至一出戒毒所的大门，第一时间就与毒贩联系上了。

　　一句“狠话”的背后

　　李云是个标准的80后，性格活泼开朗。然而与一脸稚气不符的便是她臂上的青色纹身和腕上的道道伤疤。孙明珠说，李云是个“二进宫”的学员。

　　面对李云，很多时候更像是面对一个普通的同龄人，想和她说说时下流行的青春偶像剧、哪里能淘到好看又便宜的衣服。

　　可我们不得不讲的还是她吸毒的故事。

　　初中时，母亲突然离世，本来成绩优异的她突然觉得世界一片昏暗，不再想上学。于是就与社会中的闲散人员结识，最终沉浸在海洛因的迷雾中不能自拔。

　　李云说：“第一次从戒毒所回到家里，一时没有什么事情做。面对周围的熟人，我不敢跟他们交流，还没开口已经觉得矮三分了。事实上，他们看我的目光就足以让我害怕。后来，我去小摊上买烟，碰到了原先的朋友。他们不会看不起我，他们能理解我，我就又跟他们混在一起了！”

　　李云现在的表现很好，她说如果自己修够分数，有可能会提前解教。

　　问及以后的打算，李云努努嘴：“你现在让我说出去后对社会作什么贡献，我不敢说。我只想对家人负责，也给自己一个交代，那就是出去后马上结婚。”

　　“和男朋友都谈好了吗”

　　“他现在也在戒毒所，可能比我早出去几个月。”

　　孙明珠说，像这样的“双职工”也有很多，所以这更给解教后的复吸提供了可能，这也正是她们最担心的。

　　“真是爱之深，责之切。”孙明珠提起自己曾经给解教学员说过的一句话，突然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送一个学员出门的时候，跟她说，你再进来了啥话别说，先让我打你十巴掌解了恨再说。这话虽然不该说，但真是不想再在这里见到她们了。”

　　用海洛因证明的爱

　　胡灵是采访中唯一一个暂时没有复吸记录的学员。一张可爱的娃娃脸，陕北女子特有的眉清目秀和细腻脸庞亲切可人。教育科科长施娟娟向记者介绍，这是目前戒毒所里学历最高的学员，劳教前曾是西安某高校的大专生。

　　“上大学时，我在陕北老家认识了一个男朋友。他家是做生意的，他也没上过什么学，可能是因为他与年龄不符的成熟吸引了我，我不顾家人的反对和他在一起了。”胡灵说，就在她享受着校园的阳光和爱情的甜蜜时，爸爸来电话说男朋友吸毒被抓走了。

　　“我根本没想过要跟他分开，就想着等他出来，戒了就好了。他出来后也保证不再吸毒了，可没过多久我就在他的车上发现了注射用的针管。他说他戒不了毒，让我走。”胡灵说到这微微低头，“可能是我从小太好胜，觉得没有什么是自己做不到的，于是告诉他我戒给你看。然后把针管插进了自己的血管中。”

　　胡灵的故事，让人有些动容。一个对爱情多么执著的姑娘，却用海洛因来证明自己的坚持。无论她的初衷多么让人感动，结局却与其他吸毒者殊途同归———自己也成了“瘾君子”。

　　在一次学员大会的演讲中胡灵说道：“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这些简单的幸福，对她来讲曾经唾手可得，如今却只有记忆。

　　“解教后，家人可能不再让我回陕北了。留在西安吧，我也不知道。”对于未来的生活，胡灵似乎也没太大的信心。

　　“精卫鸟”的执著

　　适逢每月的会见日，一早就有十几个学员家属守候在所门之外。据施娟娟介绍，每月会安排3天作为学员与家属的会见日。而这几日也正是各大队正副大队长和分队长最辛苦的时候。很多人头一天值一晚上班，第二天还得继续上班。因为是女子戒毒所，基层80%左右的干警都是女性。而她们所承担的压力和责任却一点也不比其他所里的干警少。

　　由于旧所改造，原来的会见室都在施工中，会见只能安排在矫治区里的操场上，学员和家属见面中间没有什么隔离的措施，只能由队里的干警监督着。

　　会见开始之前，记者在操场入口见到二大队的任海珍队长和孙副队长以及其他几位分队长，她们的头发多少都有些凌乱，随意挽个发髻而已。任队长沙哑着嗓子安排着诸多事宜，其他的干警也都紧张地忙碌着。

　　“她们昨天已经值了一天班，也就是24个小时。我们这里有规定，晚上值班不能睡觉，每过半个小时，就要进队里去巡视一圈。”

　　孙明珠从警11年，已经做了3次手术，都是呼吸系统的问题。强制戒毒所里几乎所有的干警心脏都有问题，很多干警随身都装着救心丸。

　　一组会见结束，其中一个学员的孩子看着妈妈离开，使劲儿喊：“妈妈、妈妈！”一边喊着一边还向妈妈跑去，干警连忙拦住孩子。记者顿觉干警是否有些不近人情。但文大队警觉道：“这都是老油子了，指不定在孩子身上藏着什么违禁品呢！”

　　“是，这种情况在其他的所里也出现过。”孙明珠介绍说，“这就是别人生病，我们吃药。现在为了杜绝违禁品流入所里，我们对家属送来的东西检查的都非常细。所有的衣服在水中泡24小时，送来的鞋垫全部拆线检查。哪怕是万分之一的可能我们都要考虑到。”

　　事实上，来到这里的学员大概在半个月之内就能完成身体脱毒，但心理上的依赖却很难戒断。生理调整到正常状态，如果心理不脱毒，身体脱毒等于零。这正是戒毒中最悲哀的事情。

　　施娟娟说，学员在这里可以学习各种技能，并允许她们考取职业技能资格证书，为她们将来走向社会后能有一技之长提供可能，但真的能让这种可能变成现实却需要全社会的帮助。

　　然而，社会对“瘾君子”的态度仍然是避而远之，等瘾君子进了戒毒所后似乎是彻底打了黑色的烙印，出了戒毒所之后便更成了人们眼中的另类，工作找不到、家庭不接受，来自社会的不信任充斥着她们的新生活。当所有的路口都被堵死，似乎只有复吸这条路才能让她们心理找到合适的慰藉。正是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链，让戒毒所里干警的工作如同精卫鸟填海般辛苦却似乎永远看不到尽头。

　　她们依然坚持着，“哪怕能拯救一个吸毒者，拯救一个家庭，我们的工作也是有意义的。”

　　孙明珠说：“对整个社会来讲，哪怕我们的努力只是如手机震动一样的影响，有，总比没有好。”

　　（文中吸毒女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