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伊始，在部分城市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格外引人关注。比如，郑州率先“削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的门槛，却发现现有教育资源无法满足增多的入学儿童的需求，而导致了另一种入学难；与此相似而更有意味的情形是，江苏盐城将所有公办民助中小学的民营股份收回，导致部分“股东生”无法上到“好学校”而在市政府门前上起了开学第一课。

　　这被称为改革进程中的阵痛，改革的方向是消除之前形成的种种不公平，恢复有教无类的本义。我关心的是，这种努力会否因这暂时的难题而举步不前。

　　在郑州，有一些细枝末端的争议颇需要纠正。最令人纠结的问题便是，民工子女和城里孩子拥有平等的入学权利之后，一些超生的孩子该不该上学？看起来，这种质疑是合理的，因为，超生是违背政策在先，而超生儿童来和城里的独生子女争夺入学权，必然理亏了。然而，超生与入学完全是“一码归一码”的事情——平等的受教育权是更优先的一种权利，它本不该针对孩子的出身贵贱，更何况是独生还是二胎；至于超生的责任是否追究、如何追究，则属于另一个领域的问题了。

　　至于最根本的问题——教育资源不足，则更不该归咎于削平入学门槛，因为这问题是本就存在的。而只不过，在削平门槛前，有一部分孩子的入学机会被人为地屏蔽了。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没有实现公平，这问题没有暴露出来，恐怕解决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也不会提上议事日程。因此，郑州接下来要做的，应该是如何在技术层面缓解这种紧张局面，而公平发展的方向容不得半点质疑。

　　在盐城发生的事情似乎不如郑州严重，但它反映出的一个问题需要重视：当以往那种人为造成的不公平成为习惯，突然又恢复到公平时，曾经的既得利益者会觉得自己成为受害者，站出来反对。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他们多供职于大型国有企事业单位，素质较高，“维权”的意识较高，也颇讲求技巧，很能抓人眼球。然而，如果换成是一位家境不是太好的市民或是民工的孩子不能顺利入学，他会如此来“维权”么？他的声音能够被大众所听到么？当然，之前的不公平并不是他们的错，但他们如今需要做的是，平和心态，顺应公平化改革的趋势。

　　中国的教育一直在公平问题上纠结了多年，如今，郑州、盐城等地终于迈出了踏实的一步，而由国家到地方的中长期教育规划依然将公平教育摆在重要的位置。而考量一个政策是否真正公平，就要看处于最末端最底层的群体是否能够受惠。我期待，这些公平化的改革努力，不要因暂时的困难而放弃，不要被既得利益者所阻挠，真正杀出一条血路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