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回龙观地区三合庄村属于昌平区首批实施封闭管理的村庄。为了执行村庄社区化管理的新政策，村委会在一条连接两个村庄的道路上建起一道10多米长，3米高的砖墙。新学期开学，这面墙挡住近300名打工子弟学校中小学生的上学路，学生要翻十几米高的土坡上下学，十分危险。（《新京报》9月7日）

　　不容置疑的是，这个围墙的存在本身就是“合法”的违建物，如同搁在牛郎织女面前的银河一样，只是权势一方一厢情愿的管制衍生品，它得不到一点儿人心，甚至是已经犯了众怒。为此，村民做过无声的抗争——他们从土坡上修出了一条通向知识殿堂的“鹊桥”，每天接送孩子；也做过苍白的控诉——很多家长向有关部门反映此事，但是得到的却是一句冷冰冰的回答：“这是政府的新政策。”

　　当然，有很多可以假设成立的原因能成为封路建围墙的理由，比如保护孩子的安全，比如社区化管理的需要。但是众多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下，难道没有一席之地来容下“给孩子留一条路”吗？那原本近在咫尺的学校如今却因为“好意”魔术式的成了真实的海市蜃楼，让上学成了不经历风雨险阻，怎能进到课堂的惊险旅程，有关部门为何不感到羞耻和愧疚？而更值得思考的是，父母的担心，学校的无奈，孩子的痛苦为何只能换来“会考虑开一个门”？

　　“会考虑”即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这个不是承诺的承诺展现了当地管理部门的犹豫。围墙的存在对管理而言带来的是便捷，效用是利大于弊的，而一旦拆除了它，那就是自找麻烦，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愚蠢举动。拆还是不拆，这真的是一个问题。要知道一旦这个口子开了，随之而来的是不断的麻烦：村内的治安、交通安全、人员管理……想想都后怕。所以，即便有群众的强烈要求，即便看见了学生在羊肠小道上的艰难，还是要固执己见，要“另辟蹊径”。这是权力趋利避害的本性。

　　记得前不久，某城市大搞“人性化执法”，其中有一招是将城市的人行道分成小块让流动商贩竞价购买。道是给流动商贩一个合法的位置，我看到是为了方便自己管理。且不说这些本来就迫于生计而出来“流窜作案”的小贩是否有足够的资金来竞价，我要问一句，执法大队有权拍卖人行道吗？这种“人性化管理”的好处就在于自己不但赚的盆满钵盈，还方便了管理，最后还得到了名声，真是一举三得的妙招。但是这个方案从头到尾都是以自己管理为中心，哪里见得到要服务于人民的意思？

　　管理的目标是为服务群众，不能为了方便自己，而给群众的生活带来不便。但是现实中，很多管理者的思维并没有能转过弯来，他们的工作还是为了实现统制而行使权力，主张官本位，权力本位。而不是从公民需要出发，主张人本位，社会本位，以为公民谋福祉为宗旨。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恩赐”过程，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统治而不是公民与服务者互动协商。

　　也正是如此，它的一切服务都不排斥强制性（包括出于好心的服务），由此官民之间的“代沟”也越来越深。公共政策没有给群众带来方便和舒适，推行当然就会有阻力。想起穿法袍上访的法官那一句：如今方知上访苦。假如我们的官员能转化一下角色和思维，那顾此失彼的管理就会少许多，生硬冰冷的管制就会少很多，而管理者服务的人性就会开出美丽花朵。

　　从更深层次来说，重在实现三方面转变：指导思想上实现由政府本位、官本位向社会本位、公民本位转变；管理内容上实现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管理方式上实现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的转变。当官员以公民为中心开展一切工作之时，我想，这或许就是一个以人为本的法制社会的雏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