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奉行“以哲学家为师”的治国理念。从古希腊到当代，透视西方国家法治生成的历史，在法治的理念、原则等形成方面，哲学家们起到了关键的引领作用。哲学家们积极的思想贡献构筑了现代西方法治的本体、本性与本质，亦相对应地表现为法治的三维:真、善、美。

　　法治之真。法治之真表现为法治对公民权利的真实保障，它构成了法治的本体。

　　不可否认，“私权利”的观念在古代的罗马最为发达，私法是罗马人天才的最高体现，但罗马私法的发达更多地停留在实在法层面。直到十七世纪中叶，英国哲学家洛克的“政府论”真正开启了权利与权力关系的法哲学论证。其后，法国哲学家卢梭阐发了主权在民的革命思想，他的理论精神和政治理想成为美国宪法《权利法案》哲学基础，为私人领域对抗公共权力建筑了最后的也是最彻底的法律堡垒。十八世纪下半叶，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其“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把对法律权利的研究上升到科学的高度，使其真正成为“权利的科学”。到20世纪，德国新康德主义的法哲学家施塔姆勒、拉德布鲁赫、考夫曼等继续沿着康德开辟的思想大道以权利哲学为中心建构起完美的法哲学大厦。在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公民权利的实现提供了民主程序的保障，使法律权利完全成为一般哲学探索的延伸，亦真正成为法治的本体。

　　法治之善。法治之善表现为法治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它构成了法治的本性。

　　古罗马法学家塞尔苏斯早就有言:“法律乃公正善良之术。”自此以后，公平正义成为法律固有的属性和德性，更成为其后西方哲学家思想境域中永恒的主题。但纵观西方全部的哲学史，唯有康德把对公平正义的探讨上升到法的形而上学原理的高度，成为19世纪西方哲学研究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继康德之后，法国望族出身的青年才俊托克维尔越过大西洋，对美国的法律制度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深邃的思考，并得出对世界的法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的结论:“法治的原动力，乃是公平正义的理念，它能使人人幸福。”进入20世纪后，美国哲学家罗尔斯“正义论”的问世，把世人的目光重新引向对法的公平、正义价值的关注;与罗尔斯同时代的美国法哲学家德沃金更是超越苏格拉底“知识即美德”的定义而提出了“平等的美德”法哲学概念，努力追寻法治之善，极大地推进了法治思想的进步。

　　法治之美。表现为法治对和平与和谐世界的理想追求，它构成了法治的本质。

　　和平、大同与和谐，不仅是中国传统哲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西方哲学理想的终极追求。永久和平思想是康德哲学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其哲学思想的完美结论，成为世界法治国家立法的最高理念。20世纪上半叶，基于纳粹极权主义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出版了“极权主义的起源”、“论革命”、“人的条件”等巨著，使破坏世界和平的极权主义成为恶的象征。罗尔斯则带着对世界和平的憧憬，指出:法治的本质，乃在于通过“万民法”实现世界的大同与和谐。

　　尽管现代法治国的形成的原因是多元的，但从西方法治成长的历史，其特征可以总结为:哲学家的思想引领着法治的运动，法治国是哲学家思想具体实践的反映。其主要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

　　其一，对人类的热爱。从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到康德把哲学的事业归结为“什么是人”，从大卫·休谟的“人性论”到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等，哲学家们无不把人的问题作为其思想研究的重心，他们热爱人类、相信人类，寄希望于人的理性、意志和崇高品质。正是因为他们深深地爱这个世界，所以他们才信仰法律，希望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爱、信仰与希望“三位一体”催生了他们光辉的法哲学思想。

　　其二，对现实问题的关切。哲学家们并非坐而论道，他们的思想是他们对其时代现实问题的回应，并与世界发生的事件和制度的创新同步、协调。正如洛克的“政府论”是对英国1688年所谓“光荣革命”进行辩护与总结一样，康德的法哲学思想是对发生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回应，他的笔下产生了与法国革命的纲领有着惊人相似之处的要求，为自由主义法治思想提供了一套哲学的论证;汉娜·阿伦特亲眼目睹了德国纳粹极权主义给人类带来的深重灾难，因此，她的思想之光是出于对法西斯暴政的切肤之痛;上个世纪60年代的美国，涉外有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等，国内有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黑人抗暴斗争及与富豪相对而言的贫困现象等问题，罗尔斯的“正义论”中所探讨的平等自由、公正机会、差别原则、代际正义等问题，恰以一种理论的方式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建议与希望，等等。

　　总之，现代法治的发展呈现为求真、向善、寻美的法哲学轨迹的运动。虽然法治进程并非一帆风顺，但历史的总趋势没有改变，即通过法律实现对公民权利的真实保护，从而真正实现人类的公平与正义，再向着世界的永久和平的理想目标迈进，这就是法治的三维:真、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