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上学的那天，爱人开车，我们一起送她。一路上，我旁若无人地唱着《儿行千里》，十分深情。女儿不解地问：“我在河西上大学，每周都可以回家，用得着这样吗？”我对女儿说：“今天送你上大学，让爸爸想起了自己当年上大学时的情景。这首歌是献给奶奶的。”女儿望着我湿润的双眼，嘻嘻哈哈地鼓起了掌。

　　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是在田埂上收到的。1984年的夏天，好热！那天时至晌午，一家人还在割稻。突然间，一阵阵急促的呼喊，从山冈上传下来，越来越近，越来越大。一家人都直起腰来，全是一手拿着镰刀，一手拿着稻子，朝着一个方向望去。都听清楚了，呼喊的是我的名字。朝稻田疾步走来的，是大队支书，右手拿着样鲜红的东西，高高地举过头顶，不停地挥舞，在阳光里，如一小面火红的旗子。一家人都明白了，应该是我的录取通知书到了，便一齐扔下手头的东西，向着田埂跑去。接下来的一幕，成了我生命中不灭的记忆：窄窄的田埂，一边是稻田，一边是小溪，火红的太阳斜挂在溪边那棵古老的柳树上，柳枝在欢笑中摇摆。一家人，识字的和不识字的，在我鲜红的录取通知书上，抹上泥水。

　　那个年代，那个山村，考上个重点大学生，能让整个村子鲜活好一阵子。亲戚、邻居、大队干部、老师们纷纷送来暖水瓶、脸盆、枕巾一类的用品，或是三两块钱。见上面，都是一连串的“恭喜恭喜”。姐姐白天下田干活，晚上为我织毛衣、做布鞋，还绣那有花有草的鞋垫。妹妹在一旁给姐姐打扇，不时地腾出手来，拍打自己身上的蚊子。

　　父亲说：“就用那口旧木箱。”母亲说：“后面山上有的是树，一定要做一口新的，还要请会画画的漆匠，画上几朵荷花，刷得漂漂亮亮的。”

　　父亲说：“被单就不一定买绸子的了。”母亲说：“去年隔壁村有户人家的儿子考个中专，都是买的绸子被单。我们儿子考的是重点大学，去的是北京那样的大城市，更得买。”

　　父亲说：“欠账多了难得还。”母亲说：“儿子大学毕业就吃国家粮了，到时国家有工资发，还得起。”

　　不久，父亲和母亲上了趟县城，照单买回了好多的东西。最贵重的要数那块钻石牌手表，七十多块钱，相当于那时大学里两个月的生活费。一回到家里，母亲便一样一样地清点给我看，把布料一块一块地在我身上比划，不停地自言自语：“好看！好看！”最后，她又请来裁缝、木匠，还有那会画画的漆匠，着实忙活了一些日子。上学的前几天，家里杀了一头猪，请吃请喝一天，收了将近五百块钱的人情。母亲把五块、十块的整理出来，用一块新手绢包了，放在那口画有荷花的箱子的底下，反反复复地交待，说是有四百块钱，不要弄丢了，快用完了就给家里写信。

　　后来，父亲告诉我：那次和母亲上县城，每样东西都是咬着牙买下的。他和母亲一天只吃两个馒头。母亲第一次上县城，面馆都没敢进。欠下的那些钱，我大学毕业时才还清。上学的那天，一家人和左邻右舍都在山冈上的马路边为我送行。大队安排了一台手扶拖拉机送我去湖北沙市坐船。车一开，扬起一路的尘土。人群在我的回望中慢慢散去，最后剩下母亲。她当时的身影，一直伫立在我的记忆里，比照片还要真切。每次在影视作品里见到这样送别的镜头，我的心便湿漉漉的，总觉得远行的人是我，身后久久不肯离去的是母亲。

　　来到女儿的学校，一如我当年到校报到的情景。从校门口到学生公寓，一路的标语、彩旗。每个学院都设有新生接待点，师兄师姐们抢着拎行李，带着办理入学手续。学生公寓门口有家不大不小的超市，女儿不时地跑进跑出，把买定的东西塞进我的手里，马尾辫在后脑欢快地摆动，如一枝粗大的毛笔，在我的心里狂草着幸福。来到宿舍，一家人便紧张地打扫摆放起来。床铺、柜子虽然小了点，但精心布置之后，也还舒适。女儿望着满头大汗的我，夸我干起活来还真里手、利索。

　　离开校园的时候，女儿第一次为我打开车门。我从钱包里随便拿出一些钱塞到女儿手里。拐弯处，我回头一望，发现女儿还在校门口，拿钱的那只手插在牛仔裤的口袋里，另外一只手好像在脸上抹着什么。再回过头来，发现爱人的眼里，满是晶莹的泪花。